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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下旬，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在近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成立10周年座谈会上，有关专家介绍，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1993年的提高了个百分点。这是中央媒体少有的几次关注企业学历的报道之一。

2008年4月，江苏省统计局在扬州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家的学历与重视自主创新的意识成正比，企业家学历越高，越重视自主创新。具有博士学历的企业家，100％认为自主创新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高中以下学历的企业家持同一观点的为。

有人批评这一调查的不妥之处——硬要把企业家的学历与自主创新捏在一起拼成一个命题，难免牵强。从全国范围来看，鲁冠球不过只有中学学历，但万向通过自主创新打开国际市场，赢得了*总理的赞赏；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也只有高中学历，47岁才开始涉足商海，55岁才开始攀登事业高峰，这同样不妨碍力帆在自主创新道路上越走越远。

沃伦·巴菲特曾说：“到学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简直就是浪费时间。”言外之意是实战比理论研修更有价值。然而巴菲特自己忘记了，当初他正是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明·格雷厄姆的一本投资学著作时，才决定继续到学校攻读研究生的。

一言以蔽之，重要的不是富豪们的学历高低，而是富豪们为获取或放弃学历所持的态度与理念。

学历困境的代际相传

时隔多年之后，张朝阳被淹没到了博士堆儿中。企业界关于学历、充电的新闻依然层出不穷，并越来越呈现出“两头尖”的分化现象。

一边是民营企业家充电意识增强。早在2002年前后，不少省市的政府部门或牵线或搭桥，为民营企业家们提供渠道或智力甚至资金支持，帮助或推动他们到高校或其他机构充电再造。这是一种好的尝试。

另一边是社会对“80后”富豪们的过度推崇。以IT业为例，继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张朝阳、马云、李彦宏，70年代出生的丁磊、马化腾之后，康盛世纪的戴志康（1981年），PCPOP公司的李想（1981年），MaJoy的茅侃侃（1983年），畅网科技的陈曦（1981年），海川传媒的高燃（1981年），163888翻唱网的郑立（1982年）等“80后”年轻一代，被传媒贴上标签，急匆匆地推到财富新贵的T型台上。

这种做法对判断力与价值观尚不成熟的“80后”同龄人或“90后”来讲，往往会形成一种错觉，以为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是遍地黄金的一方宝地。于是，他们开始模仿他们的偶像──这些“80后”财富新秀们中途辍学或高中后即创业的模式，准备开始自己的财富之旅。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谈到“80后”财富新贵时的一段文字颇为精辟：

当这个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到人世，现在却已经开始颠覆所有貌似坚硬的东西，这是天生的全球化的一代，是生来就与互联网“无缝对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开放的家庭和社会，没有经受过意识形态的煎熬，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更没有产权制度的困扰，他们比所有的前辈商人都要幸运，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前程远大，不过，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和灾难也将前所未见。他们的时代仍然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500多年前就告诫说，“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所有的商业故事其实都符合一条规律——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两头尖”现象映射的是中国两代富豪价值观的背离，实际上也是学历窘境的代际相传──都在用财富透支成长，都以为当下失去的将来可以补回来。这显然只是一厢情愿的事。

牟其中差点令榜单难产

“牟其中被逮捕了，有‘替补’吗？”

1999年10月份，我们制作的第一届榜单“中国50富豪榜”就要在《福布斯》发布前几天，一位同事突然告诉了我们这一消息。

马上查阅新闻、打电话给朋友，结果与同事所讲无异──尽管牟其中案还未最终宣判，但他确已被正式逮捕；在我们马上就要发布的榜单上，他被排在第15位，财富为10亿元。

最要命的是，我们手头只有这50位富豪的名单，没有“替补”。但不至于发布一份“中国49富豪榜”吧。

怎么办？

最有想象力的富豪

“1999中国50富豪榜”上，牟其中为第15名，财富10亿元。

这一年的榜单最后，有一句特别说明：“就在排行榜即将发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南德经济集团59岁的董事长牟其中在中国武汉被捕的消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榜单差点难产，幸好有惊无险。

事后看来，没有把牟其中从榜单中取下来的意义，更在于它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牟其中事件的普遍关注；后来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在中国引起热议时，牟其中案成为争论的发端之一。

牟其中是1941年生人，江湖上人称“老牟”。1971年，而立之年的牟其中响应时代号召，在四川万县（现重庆*区）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几年后这一小组升级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1974年，这一民间团体推出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长文，作者为研究会成员刘忠智（牟其中挂名），主要观点之一是“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牟其中也写出了《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

研究会很快被定义为反革命组织。牟其中和刘忠智等人于1975年被判刑入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进行全省范围的大批判。四年半后，牟其中们遇上拨乱反正，从而走出高墙，获得了人身自由。

之后牟其中与人合开了一家名叫中德的商店，做起倒卖电器、钟表生意。198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