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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部分（第1页）

民国初年，军人以地域分系本不足异，所以有皖系、直系、奉系、桂系之称，山东省由于吴佩孚一鸣惊人，当然可以组成一系，不过这里所指的山东五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很大，无论如何是无法融冶于一炉的，所谓鲁系云云，不过是外人附会而已。

卢永祥并不是个风云人物，他发表豪电无非为了自卫，因为北京向陈树藩开刀，显示直奉两系有蚕食皖系剩余地盘的企图，因此他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投向西南一方。

但是，豪电引起了北洋派的极大震动，6月16日卢永祥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可是他仍然摆出一种姿态，召集浙省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宪法。

这是“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卢永祥的豪电，使北方震惊，同时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应。因此赵恒惕（6月9日）、卢焘（6月12日）、陈炯明（6月14日）、刘湘（6月20日）、顾品珍（6月29日）均通电响应。而陈树藩也于6月20日发出号电响应，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

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也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养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卢永祥的豪电是皖系战败后，最震惊北方而且获得南方呼应的一次行动。当时盛传孙中山正和皖系合作，可是从卢的行动看起来也并不一致，因为孙中山是反对“联治”的。

自治运动是当时南北分裂后一条第三路线，不但西南各省热烈选择这条路线，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响应“自治”，所以这个新的潮流由南而北，自西而东，侵入到北京政权统治区域。

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请赵恒惕主持召开各省的联席会议。

北京政府无力派兵进攻浙江，因此无力罢免卢永祥，只能派人到浙江疏通，劝他不要进一步推动自治。

赵恒惕虽是首倡省宪的人，同时湖南又是制定省宪的第一省，可是他对于卢永祥的要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自己声望不够，不适宜倡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他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提出建议，主张先召开湘、黔、川、滇四省联席会议，发表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

滇、川、黔三省也同意赵的建议，而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

可是湖南要先解决“援鄂”战争，援鄂战争胜利后，则湖南的声威大震，而湖北自然也加入自治，这一来自治的浪潮即从西南而冲入华中，力量便莫可伦比了。

援鄂战争失败，对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惨重的打击，联省会议或是组织第三政府都因此落空了。

陕西对陈树藩被北京政府撤职后是怎样反应呢？原来陈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还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同时加入西南的“联治派”。不过当时的陕西局势对陈树藩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陕北有靖国军，是于右任所率领，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使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

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荆紫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直系和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陈树藩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中，只好作下台或者困兽斗的打算了。他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即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西最后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荆紫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郿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时，携带了行李箱篓三千多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都被撬开带走。

陈离开西安前，曾对陕西父老放声大哭，自称做了几年的陕西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自问对得住地方。可是他的亲信对人说，他所搜刮的财富也有500万之多。

阎相文接任陕西督军，陕西局势显得安静了。他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来接受改编，于是在陕南的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杯酒交欢之际，忽然一声号令，伏兵齐出，立即把郭推至校场斩首，并且把郭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

意外的是在8月23日，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死，据说他在衣袋中留有遗书，略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所以无颜对三泰父老。”这封遗书颇近似江苏督军李纯，不过传说阎不是自杀的。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陈树藩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到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当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后，到了广州，受到孙中山隆重的礼遇，国民党盛大的欢迎，孙希望唐继尧能放弃地盘观念，革心洗面作一个革命党人。这时，孙急需一位有声望、有军事知识的左右手，如果唐继尧当时真能投效孙领导的革命阵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然而唐继尧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当唐抵广州后陈炯明和唐有过一次密谈，劝唐要收复云南地盘，抓住军队。陈的话表面上好像是对唐的关怀，实际上陈很怕唐留在广州，因为唐是个军人，又在护国讨袁之役立下了大功，因此唐如留在广州，陈炯明是有如芒刺在背的。所以陈向唐表示，劝唐一心一意回云南，如有需要陈支援的地方，陈愿竭力相助。陈这番话与唐的本意符合，所以唐虽然身在广州，而心却在云南。

唐仓皇离滇，从昆明出走时，他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只因为当时顾品珍率军突然进袭昆明，唐的军队不及回援，但实力并未受丝毫影响，因此唐抵广东后，便将自己可靠的军队陆续由云南调到广西。孙中山讨伐桂系就使用了这支部队。这时孙辖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李烈钧所统率的，原来驻粤的滇军，驻防桂林，将领有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另一部分便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驻防柳州、庆远，将领有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在名义上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名义直接统率。孙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曾多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不愿就，打算率领上述的两部滇军回师云南，驱逐顾品珍。唐表示在他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唐的这个打算孙完全不同意，认为唐没有革命远见，回师云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同时抵消了北伐计划，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粤军由于陈炯明的态度而不能使用，孙寄望最大的就是滇军，现在唐要带走滇军，岂不是完全影响北伐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