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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5部分（第1页）

与颜靖宇不同，裴承毅不喜欢搞花样，这也算得上是避嫌吧。

像往常一样，蔺慕勋没有迟到，也没有早到，在18点55分，也就是刚好提前5分钟到达副元首官邸。

两人相见，只一个眼神就明白了对方在想什么。

裴承毅的想法自然不用多说，按照约定，他将以介绍战争计划的方式，让蔺慕勋进入共和国的决策圈，从此确定蔺慕勋的政治地位。因为受保密条例限制，加上在元首府的烧烤晚宴上早已商定，所以裴承毅不会提供完善的战争计划，也不会让蔺慕勋带着任何文件离开副元首官邸。

对蔺慕勋来说，一份战争计划显然无法满足他的胃口。

事实上，一个多月前，颜靖宇在烧烤晚宴上提出将战争推迟几年，要求军事委员会给予全面支持的时候，蔺慕勋就对时局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在他看来，真正希望推迟战争的不是颜靖宇，而是裴承毅。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国家领导人，颜靖宇至今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功绩，急需通过一场战争来名留青史。可以说，对颜靖宇这种纯真的政治家来说，因为不存在其他生活问题，比如从来不会缺钱用、走到哪里都有崇高地位、身边总是有一大帮人，所以其最大的野心，实际上就是名留青史，成为万事敬仰的领袖。在这一点上，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都做得非常出色，就连顾卫民都留下了惠及千万共和国公民的“青山绿水”，而颜靖宇执政7年，除了炒冷饭之外，没有任何可以让人记住的功绩，不能不说是个大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颜靖宇肯定希望像当年的王元庆那样，率领共和国取得一次大胜。

问题是，条件与时局都不成熟。

换个角度看，站在裴承毅的立场上，自然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虽然按照共和国现行政治制度，加上颜靖宇正在大力推行的第二次政治改革，到2057年的时候，裴承毅不一定能够成为国家元首，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年多之后，只要裴承毅愿意，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很多人看来，裴承毅不缺战功，甚至可以说，除了开国元勋之外，裴承毅是共和国历史上立下战功最多的领导人，辅佐3位国家元首，指挥共和国军队打赢了3场大规模局部战争。问题是，在下一场战争中，共和国需要一位像裴承毅这种富有军事经验的国家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颜靖宇不顾个人得失，在2052年与裴承毅搭档参选的根本原因。

能够成为国家副元首，足以证明裴承毅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人。

如此一来，在国家有需要的情况下，他肯定不会避让与推辞，会像在战场上那样，挑起最沉重的负担。

从这个角度出发，裴承毅有足够的理由说服颜靖宇。

当然，蔺慕勋不可能不知道裴承毅推迟战争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作为三坚集团前任董事长，也是自蔺彦博之后的第二位董事长，蔺慕勋对共和国军事工业体系的了解程度甚至在裴承毅之上，由此，他对共和国国防力量建设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可以说，让裴承毅决定延迟引发战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准备远未到位。

虽然从2049年开始，共和国就加大了国防建设投入，甚至一度将国防建设当成头号大事来做，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制较为健全的情况下，除非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不然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所欲为。别看这几年间，国防开支年年攀升，军费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可是真正用来采购武器的并不多，增长最快的是军人福利与基础军事设施建设。换句话说，在共和国的国防开支中，大约50％变着花样回到了社会上，如果算上用于军事科研的费用，那么国防开支中的65％都用在了与军事采购无关的方面，只有大约35％用来采购新式武器装备。当然，这个比例并不低，只是比起美国高达47％的采购费用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了。

当然，这种奇怪的军费结构，还的从实体经济说起。

前面已经提到，早在2042年之后，全球经济再次出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作为实业家的蔺慕勋，更加清楚经济问题在哪。归根结底，就是以共和国与美国为首的众多国家，参与了太多的地区性战争，非正常开支过多，导致消费市场萎靡不振。

拿共和国来说，根据共和国当局公布的数据，在2041年的时候，政府收入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7％，相当于拿走了一半的社会财富。虽然与21世纪初相比（当时共和国的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左右，国民工资性收入仅占30％多），40年代时，共和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政府收入中的大部分都以二次分配的方式，即以公共福利的方式返还给了纳税人，比如在2041年的财政开支中，公共养老、公共医疗、公共教育这“三公”预算就多达50万亿元，约占政府总开支的40％，如果算上用在科研、赈灾等方面的开支，公共支出占了大约55％。但是从经济学上讲，二次分配的意义远没有一次分配明显，必然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共和国是一个幅员超过1000万平方千米，人口10亿的超级大国，根本不可能像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福利社会。对共和国来说，加强市场体制才是强国的正途，因此政府必须降低对经济的影响，也就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当经济出问题的时候，就很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了。

或者说，行政手段只能延迟经济危机的到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

正是如此，在共和国与美国于2050年左右纷纷加大军费投入，并且扩大财政赤字的时候，就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两个超级大国是在变着花样推行“凯恩斯主义”，即通过赤字开支促使货币贬值，由货币贬值拉动通货膨胀，再由通货膨胀来推动社会消费。当然，为了使这一系列的政策产生效果，还得通过扩大军火生产、提高军人福利、加强军事科研等方式把钱送入消费市场，让民众有钱可用。到底是提高军人福利、还是扩大军火生产，就得看政府是在为谁服务了。用几家欧洲新闻媒体的话来说，扩大军火生产，实际上是把钱送给了军火利益集团，虽然这能帮助军火产业工人提高收入，但是真正的获益者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少数资本家，而且这么走下去，只会使经济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国家最终不得不依靠战争来消耗剩余物资。提高军人福利产生的效果则截然相反，真正的获益者是军人、以及在军人身后的广大普通大众，而且会将政府投入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使社会经济逐渐向好，最终摆脱危机。

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采用一种办法，所以只能由倚重来判断政府的政策。

由此可见，共和国当局一直在努力解决经济问题，并且希望由此阻止战争。与共和国当局相比，美国联邦政府似乎更加希望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延迟经济危机，为世界多创造几十年的和平。

当然，从长远上来看，战争不可避免。

如果从长远来看，共和国当局立足于打大仗与狠仗，并不指望在战争初期一举打垮对手，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持久消耗战的心理准备。与共和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美国当局的做法只能说明，美国的利益集团对美国的信心不足，希望在战争初期获得绝对优势，一举打垮共和国，迅速取胜。

客观的讲，这也是双方无法回避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成功的商人，以及曾经管理过拥有几十万员工的全球第一大企业的商界领袖，蔺慕勋不可能不知道，正是共和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基本政治环境与基本经济情况，让共和国当局没有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做战争准备，而是为和平留下了最后一丝希望，并且为之做出了努力。

直接结果就是，到2055年初，共和国的战争准备并不充分。

如此一来，在全世界都认为共和国将主动挑起战争的时候，颜靖宇与裴承毅才不得不给全体代表大会的主要代表做思想工作，让这些渴望战争、或者说渴望从战争中获得好处的代表们能够高抬贵手。

同样的原因，蔺慕勋没有站到颜靖宇与裴承毅的对立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