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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我幼年时见过黄伯川爷爷。黄家本住在小沙土园，1937年买了东琉璃厂路北56号极为精美的共有六个院子的磨砖对缝、非常讲究的大四合院。他们搬迁后，先父曾领着我去过他们东琉璃厂的新居，见过黄伯川爷爷一面。那年我三周岁，是独子，很小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只留下这两点印象：一是房子精致，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说的：“简直是一块砖抠的”；另一是黄爷爷个子高大，留着胡子，严肃威严，不太像镜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蔼爱聊天。黄爷爷抚摩了几下我的脑袋，就让我和他的孙子孙女去玩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黄爷爷。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岁高龄谢世，我代表母亲去黄家磕头吊唁（我父亲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黄爷爷的寿材早就预备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灵柩有厚漆，显得宽大气派，又能防腐延年。过去殷实人家都提早给老人预备寿材，这是喜事，并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对此习俗有细致的描述。以黄老先生一生对金石文物方面的贡献，最后20年潜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资殷富、无衣食之馁的优势，但也需看到这个时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北平沦陷时，黄老先生这种作为，也可看成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无言的不合作和反抗，与他的同文馆也是学德语的学兄齐如山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八年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而埋头写作，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他一直怜贫惜老、扶危济困。他们搬到东琉璃厂后，夏天，在他们家对面姚江会馆夹道口，设了一个舍暑汤点。东西琉璃厂有好几个暑汤点，都是由各行业公会组织各铺眼轮流值班供应。唯独姚江会馆这个点，是黄家私人设立的，夏天按日供应绿豆汤。此时尊古斋已歇业，不在行业公会管辖之内。冬天，他家又在大安澜营设粥厂舍粥和棉衣。全部是个人出资，默默去做。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6）

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日伪时，有一次古玩公会聚会，非请久已不问外事的黄伯川先生出席，几辞未获允，没办法只好勉强去了。在座的有主管北京古玩业的一个日本人，很爱喝酒，黄也爱喝酒，二人都喝醉了。不知怎么言语矛盾，黄老先生竟然动手把日本人给打了，头开瓢流了血。这个祸惹大了。打日本人真是出于酒醉，还是心中另有积郁，借酒遮脸乘机发泄，谁也说不清，何况黄此时已届六旬耳顺之年，不会不知控制。但事情出来了总得了结。于是有人出面斡旋，在原地原班人马，由黄伯川再请一次客，作为化解。这个日本人懂古玩，从山中那里早就了解到黄伯川在学术上修养精深，又知道他久已闭门不出不问外事，不会蓄意抗日，遂相信他大概真是酒醉，没有深究，而放过了他。

第三代的成就和黄家的优良家风

黄伯川先生有二子二女，但结核病的肆虐，夺去了三位子女的生命，只留下长子黄金鉴。金鉴先生，字镜涵，生于1904年。少年时曾入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同窗。1919年15岁时，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关押。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患结核病未能毕业，辍学回家休养。结核病严重地威胁着黄家，这在上世纪前期是多见平常的。为了抵抗结核病，镜涵先生不得不接受一个老中医的建议：适当吸食鸦片，以毒攻毒，暂时抑制结核菌和病情的发展，虽身体因吸毒而受损，却能抵抗住结核菌的猖狂进袭。

镜涵先生家学渊源，很自然地就随父亲钻研金石学，而他的大学历史系的功底，使他学习金石学更有便利条件。尊古斋停业后，黄伯川先生不问外事，家中一切就由镜涵先生出面料理。几近20年耳濡目染，使这位古玩巨子的后人，在金石文玩上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1937年黄老先生出资在他新居的院落中，开了一个通古斋古玩铺，让他的徒弟、也精通金石文物的乔友声当经理，其子黄镜涵协助并管账，目的是历练儿子在金石文玩上的眼光和能力。1945年，黄镜涵先生正式接任通古斋古玩铺经理，原尊古斋的镜涵先生的师兄弟，辅佐着这位少东家继续“上三代”金石文玩的经营，其火候不让老黄先生。

镜涵先生家资豪富，却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常在琉璃厂行走，夏天就是白布裤褂、圆口布鞋，很少见他穿绸长衫。冬天他因身体不好，不常出来，外出也就是普通棉袍、皮袍，不见特殊，就是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中年人，不会想到他是古玩巨商“黄百万”之后。

他家久居琉璃厂，熟人多，镜涵先生一出门就点头招呼不断，而且不分贫富，一视同仁。我曾和他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在石头胡同由清宫御膳房师傅司厨的京膳食堂，是新书界的朋友请他。他如约而来，穿的还是普通的那一身，宴罢，他作为主宾，却到后厨给掌灶师傅道乏，使请客者不由有些尴尬。另一次在南新华街人称“棚铺”或“棺材铺”的兄弟俩开的小饭馆，都是是琉璃厂商界的人，他毫没架子，也是去后厨道乏。就是全家去丰泽园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黄家十分注意恤老怜贫，扶危济困。我幼时在读的师大一附小的老师、著名教育家王企贤先生，解放前住房困难，黄叔就腾出小东院，请王老师住到通古斋去。北平解放前夕，城外成了战场，有些人进城投亲靠友躲避战乱。有个住在广安门外小井的菜农，不知姓名，大家全叫他“傻子”，每天进城卖菜，琉璃厂很多家、包括黄家和我家都吃他的菜。北平围城时期，“傻子”心里也发慌，想进城躲躲，又无处落脚。黄叔知道后，很爽快地把他一家接到通古斋，腾了两间空房，留他住了几个月，等一切安定下来，再把他送回去。

我更是身受黄镜涵叔父之惠。我家一直住在父亲生前当经理的会文堂书局后院，全部房子是租黄家的。我家住房的房租历来由会文堂统一付，父亲死后，依然如此，那是照顾。1951年，琉璃厂的新书业不景气，会文堂要收缩，把后院退租，北、南、东房让给从上海到北京发展的连（环图画）联（营）书店，西正房仍然我家住。按理应分别与房东另立租约，西房的房租由我们自付。这时我正生病，母亲和黄叔商量能不能缓一缓？黄叔很爽快：“你们的房租我不要，什么时候等金兆病好了工作挣钱后，让他给我送房租，我再收；现在你们孤儿寡母踏实地住着，就是修房我不管了，你们自己操心吧。”就这样我家白住了黄叔6年房，按每月20元计，就是1400多元，那时可不是个小数，能买一个四五间房的小院了。我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后，1957年正准备给黄叔送房租，却开始了对出租房的“改造”。15间以上的出租房一律由国家经租：房子交给国家，房客的租金也付给国家，房主按月提取一定比例的租金，性质与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拿“定息”一样，房子也就归国家了。黄叔说，房租别给我了，交给国家吧，你有这个心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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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7）

黄叔很关照亡友之子——我。见我身体逐渐好转，很高兴，街上见到我不仅问长问短，知我在戏曲评论研究上正在努力自学，颇加鼓励。并以黄家三代为例，关于金石文玩全都是自学所得，让我有空到他家聊聊。我去过，再见十几年前我幼小时随父亲去过的黄家大院，由于年龄关系，印象自然与当年有所不同。外面第一道大门是木质的，内有十余米的甬路才到二大门，即宅子的正门。这与西琉璃厂83号铭珍斋韩家的五层院子的宅子一样，只是韩家的头道大门是铁制西式的，二大门才是中式的。黄家头道大门上，记得曾挂有一块吴佩孚题写的匾，文字忘了，当然此匾早已摘了。甬路东侧有一个院子，租给天庆参局。参局子必须要磨砖对缝的好房子，用不着门市，主要在四合院中做人参鹿茸的生意，房子好才显得买卖殷实，这与银行的建筑必须讲究气派一样。琉璃厂一带有几个参局子，一个是西琉璃厂87号韵古斋韩少慈先生家的房子，租给了参局子，后来被荣宝斋收购了去，因为紧邻它，买进来进行了拆改。小沙土园文昌会馆中北边最好的院子，也是参局子。往东的杨梅竹斜街偏西路北有个大参局子，房子之好，难以形容。现在都没了或毁了。

进了黄家的二大门，是东西一宅两院，两个院子又都带后院，而成四个院子。黄家的西院是内宅，房子比东院多几间，北正房是“勾连搭”，即四破五的朝南正房中，又连有朝北的四破五建在一起，形成十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南倒座四间，有影壁相隔。后院种有一些果木树，近似小花园。东院是通古斋的柜上，占有北三间，东、西各两间，七间的铺面，在古玩铺中是少见的。南倒座形制保留，实际套给了天庆参局子那个院子的正房。两个院子都是穿廊游廊相连。再往东还有个小跨院，南房是通古斋的厨房，北房三间比正院要差一些了，却能直接通两个正院的后院。算起来，大小共六个院子。西院内宅的黄家兄姐们都熟，就是黄万年大哥的夫人、一得阁的徐紫颐大嫂，也是熟人。那天黄叔正在柜上，他领着我到各屋看通古斋的“货”，给我讲这个是哪个朝代的，那个尊郭沫若看上了，想要，还没拿走。老实说，以我当时的年龄和修养，对这些实在是不懂也没多大兴趣；但是我被黄家古色古香的浓重文化氛围，和精美非常的院落房子给陶醉了。那时一些国家单位以雄厚的财力收购民间的优质四合院。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国营了的荣宝斋正在洽购中；听说黄家的北邻南城电话局有意购买黄家大院，挽人磋商。我以此询之，黄叔淡然回答：“我还不缺钱用。”

黄叔不是聚宝如命的人。他知道，几十年来家中收藏的好多东西够得上国宝级，长期放在自己手中，并不安全，不如交给国家。他从1952年起，十年中分四批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一百多件稀有文物。直到1999年底才由故宫博物院补发了捐赠证书。

20世纪50年代，出于对新中国的信任和热爱，一些人把珍藏的贵重文物以至房产捐献给国家，张伯驹是其中最著名者。黄家捐赠的这一百多件文物，历史、艺术和经济价值是难以估算的，说价值连城恐也不为过。

1956年对私人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通古斋当然在其列。1957年实行对私人出租房的“改造”，黄家的若干所出租的房屋归了国家，只剩下东琉璃厂56号他们自住的西院的前后院。

对琉璃厂古玩业的改造是成立北京市文物商店统一管理，保留若干老字号继续在琉璃厂挂牌营业。黄镜涵先生被任命为文物商店门市部主任，后又被聘为历史博物馆顾问，1963年满60岁退休。他和他的师兄乔友声，是北京古玩界金石文玩鉴定的最高权威。乔已回原籍养老，又给请出，被聘往故宫担任青铜器和碑碣的鉴定工作。故宫从琉璃厂吸收了很多有特长的文物人才，充实了专业研究鉴定队伍，包括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萧翔翼，琉璃厂旧书业的后代，有的今已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师。黄先生留在了文物商店，他的金石研究鉴定能力和修养，受到人们尊重。连康生这个文物掠夺者，对黄镜涵的业务实力也不敢小觑，每次来文物商店必有一条中华烟送黄，向他讨教金石文玩的有关专业知识。

黄镜涵先生1966年4月病逝，享年63岁。

老少两位黄先生走了，作为国家干部的他们的子孙，在“文革”中照样被扫地出门，家中近百年的珍贵收藏，被抄砸掠夺一空。黄伯川先生多年积累的大量金石拓片、古本书籍被扔在一间漏雨的房子里，都化成了纸泥。家中存留的大量陈设性的文物古玩被抄走，至今也没有归还而不知去向。院子中陈放多年的、据说传世仅一口的明代宣德双龙环绕的青花大瓷缸，和室内四个明万历的青花瓷墩，竟被红卫兵当着家属的面砸得粉碎。这五件古瓷，今天价格恐怕要过亿元。精美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地下修了人防工事，房子被破坏的惨不忍睹。最后落实政策，黄家仅西院前后院有产权，给了7500元。一个有六个院子的上等四合院就这样毁了。倒不如被荣宝斋买去的西琉璃厂83号韩家的前中院，一直作为领导外宾接待用，反而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琉璃厂众多好四合院中的唯一。黄家三代创业、号称“百万”豪富的所有一切，都被抄掠一空而不复存在，就这样翻过了一页历史。当年惦记并想收购黄家大院好房子的电话局，虽被婉言拒绝，可是在文革结束后，终于还是把原黄家西院十间勾连搭的正房和花园式的后院买了去，筑起一道墙拦住。天庆参局子原租的外院，被一个新古玩商买去拆盖成三层楼，开了个大古玩铺。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8）

而“通古斋”之匾虽然今天挂在琉璃厂西街中间路南一家店铺上，但此通古斋已非彼通古斋。在现今琉璃厂挂有各家名店牌匾的业者中，对其历史渊源大多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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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古玩业的轶事与能人（1）

下面是一系列有关琉璃厂古玩业的人和事，单独成篇，似乎显得略为单薄简短；遂综合在一起，分题为文，一题一文，时间和空间相对独立，合在一起，也可读之。

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的时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