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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繁忙的工作日（2）

我是一名药师，我深深地爱着这个职业。我相信，有为才有位，只有不断进取，不断努力，才能成为一名21世纪真正合格的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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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春秋

谈及医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医生、护士。对于“药师”，多数人可能会感到茫然，因为在他们心中，“药师”就是一个“抓药、发药的”。殊不知，药师和医生、护士一样在为人类的健康默默地工作着。

一年之中，有四个季节来而复往，人的心灵中也有春夏秋冬交替着；而作为药师的我，一天工作的心情可以用初春、盛夏、深秋、寒冬来形容。

如沐春风——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早晨的工作刚开始，就有病人在我们的门诊大厅焦急等候着，其中不乏拿药的病人。刚坐上发药台，就有病人上前来问些药品的问题，比如某某药的用法与用药的时间。医生没有关照好病人的细节，就由我们药师来详细告知病人。当耐心地回答完病人的所有问题时，他们都会很感激，不仅报以满意的微笑，而且还连声道谢。这充分肯定了我们药师工作的重要性！从他们这些简单而实在的话语中，我们体会到工作的神圣与快乐。有一个病人失眠，医生给她开了艾司唑仑片，但剂量却是2个月的用量，这明显超量，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规定，二类精神用药不得超过7日常用量，我联系了医生后，立刻将处方改为了7日常用量。病人对于我们的细心一再表示感谢，她的理解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到欣慰，感到药师工作的重要。

炎炎盛夏——门诊药房一天的工作重心在早晨的10点左右，这时的病人数量剧增，短短的1小时处方量能达到1000张左右，药房窗口排队的病人也就排起了长龙。这时的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我们也不想病人等，也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药送到病人手上，但是1600种的药品调发本身就需要时间，更不用说在一些特殊处方所花费的时间。就像化疗药、移植病人用药等等，在这些处方上所用的时间是普通处方的5至10倍。当我们快要完成这类处方时，往往后面的病人会抱怨“怎么这么慢”，“是不是业务不熟”，这些话，让我们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我们希望广大的病人能与我们一起努力改善，而不仅仅是埋怨，这样才能创建和谐的医疗环境。

惆怅深秋——一药多名的问题时至今日还多少存在着。例如：有些年老病人在拿完药后，拿着肾上腺色腙片对着发药台的药师说药发错了，处方上写得是安络血，不是肾上腺色腙片。其实这个就是一药多名的纰漏，并不是药品的发错，但忙碌起来的时候很难向病人解释清楚，造成了病人的困惑，我们也感到有些无奈与压抑。门诊药房每天都会接到许多电话，打听有没有药品的电话就更多，有时一些药品断货，病人会认为是我们药师没有及时地去进货，其实这与药品的厂商源头才有关系，作为药师的我们只有耐心的与病人进行沟通解释，让病人理解我们。

暖意寒冬——本着“一切为病人”的中山理念，作为药师的我们更应为病人多多着想。一次一位移植病人将自己很重要的一盒环孢素弄丢了，非常着急，他家住在外地，来次上海不容易，身上又只剩坐车的钱了，在这样万难的情况下，我们门诊的同仁以及领导一致决定将钱先垫上，把这盒药给那位外地病人。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在救助别人的同时，自己心中也感到了快乐与充实。

作为一名药师，我们愿意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给每个病人带来希望和健康，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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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也是药师！（1）

小时候做医生是我的梦想，长大后没做成医生却做了药师，不管怎样，总算也是穿上白大褂在医院工作，了却我一半的心愿。记得上班前的一天，爸爸郑重其事地送给我一本红皮笔记本，首页上写着“脚踏实地、勤奋工作”之类的赠言，就这样，我满怀着希望和憧憬开始了我的药师职业生涯。

然而没过多久，我的工作热情就开始慢慢褪色。每一天坐在药堆里，闻着药味，面对着窗口等待取药的“长龙”，不说枯燥乏味，至少也是毫无创意，没有成就感。直到有一天我被派去急诊药房临时顶一个夜班，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那天顶班之前，同事告诉我：“不用担心，晚上不会很忙的，急诊的医生晚上不会多开药，大多数发烧的病人就一针安乃近打发了，如果遇到看不清处方的，就给病人一包维生素C，反正不会吃出毛病。”我笑着送走了中班的同事，开始了第一次“单飞”。

突然，门外传来了小孩子的哭声，并不时夹带着惨叫，我赶紧出去看个究竟。原来隔壁骨科来了一位五六岁的小男孩，左手上臂骨折了，王医生正在给他复位上石膏。看着小男孩离去的背影，王医生嘟囔着：“这种医生太不负责任了！”“怎么啦？”我问道。王医生有些愤愤地说：“小孩下午骨折的，去了就近的一家中心医院，结果那个医生没有完全复好位就给打上了石膏，苦了这孩子，又遭一回罪。”这时我的心一阵抽紧，对于医生而言，他们的责任心可能决定着病人的安危；而对于病人来讲，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又显得多么必要。

回到药房，我暗下决心，要做一名负责任的好药师。从此，我的工作中多了一份责任心，对待病人，我尽可能做到能做的一切。

1989年上海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甲肝大流行”，几乎一夜之间，整个医院的门诊、急诊，包括过道里都设了加床，但外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患者涌来。医院决定把原来的肠道门诊临时改成肝炎门诊，每天药剂科要派一名药师去肝炎药房工作，科主任召开动员大会，大伙儿都积极响应科主任的号召。

轮到我当班的那天，我早早地去医院做准备工作，穿上厚厚的隔离衣，戴上两层口罩和隔离手套，来到肝炎药房。病房里阴冷阴冷的，一个人觉得有点心慌，再加上出现在窗口拿药的病人大多数脸黄得像蜡纸一样，看得我心里好害怕，但我不停地鼓励自己一定要坚持，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之后药剂科有好几位同事也不幸染病，人手紧缺，我和其他几位同事主动请命去肝炎药房顶班，大家没有被吓倒，同心协力地战胜了“甲肝大流行”。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获得了不少发展和学习深造的机会。1993年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我离开了药师岗位，离开了医院，离开了上海。

四年后，我重新回到上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一家医药企业工作。此时，我的角色完全转变了，虽然我不直接做销售工作，但是药剂科成了我的客户。我所关注的重点发生了完全的改变，通过工作，我了解到了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的许多环节。随着看病贵看病难的社会问题凸显，药品的渠道和营销手段随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20世纪90年代初医药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无论从队伍素质，还是从营销推广模式而言，都很专业。我曾经参加过一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