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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名字也是这样。我的名字如果声调不对的话，就变成了“要命”——致命或者“要你性命”的意思。很多美国人念起来就像“要命”。“要命”还有一种意思是难以置信。“要命”和“姚明”在中文里写起来完全不同。

关于姓名的变化，只是中国今昔诸多变化中的一个。有些方面，中国变得越来越象美国，但我认为，两个国家永远不会完全一样。这就意味着，我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与过去经历截然不同的、全新的世界，另一个是我熟知的、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

如果你阅读本书，或许是因为想对我有更多了解。但我希望你了解的不止是我个人的事。从中国到美国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很少有人尝试做过我正着手的事情——同时成为美国和中国的一部分。

我本来是拒绝写书的。有许多原因，一是我这人不喜欢公开谈论自己的事情，这是我的天性；另外我一直觉得只有英雄才写书，或者别人为他们写书立传。了解美国人和中国人对英雄的不同概念很重要。在美国，电影和书中的英雄总是大难不死，他们身临险境，却常常死里逃生。在中国，最伟大的英雄是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当然也有例外——中国第一个宇航员，他成败与否，都会成为英雄。我不是英雄，也不觉得我做的事情会使我成为一个大英雄，我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内事。

再者，我觉得自己要活的年头还很长，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在中国，一个篮球运动员，不管他如何出色，都不会像在美国一样被人看成一个大人物。我喜欢读史书，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历史上许多人承受的压力比我可能面临的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上，农民无数次地起义，但王朝的更迭只有大约10次。农民领袖胜利了就能登基称帝，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失败的代价十分惨重。他的家族会永远背负恶名，且被株连九族。古代的法律就是这样！

千万别误解我——我并没有把到NBA打球看成一件开天辟地的革命大事，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像农民起义军领袖那样的风云人物。我很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在中国学会了打篮球。我从没想过要更改国籍，当我的NBA生涯结束后，我会回中国生活。为了来NBA打球我经历了很多，但如果你让我在NBA和中国国家队打球中选择其一，我的选择一定是中国国家队。

我还想，如果我写了一本书，国内同胞会怎么看呢？在中国，夸耀自己是件很恶劣的事，国人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大家的鄙夷虽不会表露出来，但却禁不住会这样看。有几个中国运动员出过书，但都是在其运动生涯结束的时候才动笔，而非在其运动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中出自传的，大都是已离休的政府要人。或者，在他们辞世以后，由别人为他们立传。非常重要的大人物也许会例外。我不觉得自己可以作为一个例外，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超级明星，现在还不是，也许有一天会是吧。我还没打算退休，也许这本书出版后我会被迫退休。我又在讲笑话了，我希望仅仅是笑话而已。

最终让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我终于认识到，与其由别人杜撰我的故事，不如由我自己来讲述。我想让你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帮助过我。有些人想帮我仅仅因为他们想得到某种好处，当他们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时，就会百般阻挠我。我并不清楚所有的情形——有些事我也不想知道——那些故事将由帮助过我的人来讲述。我说是“那些”故事，而不是“我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写本书也无妨。这并不只是关于我个人的故事，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关于中国的故事。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讲一个来自中国的篮球手得以成为NBA状元秀故事的同时，这也是让世界了解我的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机会。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荣誉，整个国家的荣誉。我希望人们从我在NBA的拼搏中能看到这一点。我也希望祖国的人民看到：一个人能够心中装着祖国，同时又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个人风采。

我写这本书，还因为别人在写关于我的书。有一阵子，在国内每六周就有一本关于我的新书出版。这些书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刚开始我劝自己说：“好吧，没关系，反正我不能阻止他们。”然而我看了一本，它把我写成一个从不犯错误的人，好像我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好像我是毛泽东。事实呢？我失败过许许多多次。从这本书中你将了解更多的是我的失败，而不是成功。人人都喜欢谈论成功，媒体对我也多有溢美之词，有些是言过其实。我想：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的经验更为宝贵。

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我代表中国，尽管我已不再是100％的中国人，或者应该说我不是100％的普通中国人。我的父母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美国，有时我父亲对我说（当然是用中文）：“自行车钥匙在那边。哦，错了，我是说汽车钥匙。”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想，我是不会说错的。现在中国的汽车几乎要和自行车一样多了。但我父亲一辈或更老一辈的人出门，他们只会想到自行车。

我认为，辛勤的工作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达到我追寻的目标。我也发现（主要是通过上网），许多中国青年也有同样的观点。中国有那么多年轻人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这种想法改变的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不像古人那样学习孔子之道。孔子是公元前551年至479年生活在今天山东的一位学者和导师，他教授适当的行为，尊重什么人，日常生活之道。学习当然是好事，每个人和每件事都可以教人一些东西。孔子长期以来受人尊敬不无道理，但有时对他的尊崇过头了。每天只学习一个学派的思想——无论是儒、道、释，都会束缚人的想象力。如果人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新思想从何而来？

第二章　从前的时光

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

我没看过妈妈打球，但我在上海东方队的教练跟我妈同一时期在国家队打球。他告诉我妈妈打球很努力，像只猛虎。

我爸爸作为篮球手有一点软，所以他没打到国家队，大鲨鱼的教练是这样告诉我的。但他说爸爸投篮很好，象火箭一样，唰唰唰，没有弧线，但能进球，我看过。东方大鲨鱼队只有八年历史，但之前上海有一支职业队，没有名字，就叫上海队，我爸爸在那里打球。有许多球员像他一样，退休了，但仍然喜欢打球。每个星期三老球员跟东方青年队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有很多机会和爸爸对阵。我那时候就比他块头大，爸爸总是从外线投篮，他不想在内线跟我接触。那时我仍然不能对着他灌篮，我太瘦了。另外，对着爸爸灌篮感觉总有些不好。

第一次跟爸爸对打，感觉跟第一次与大鲨鱼奥尼尔对打时一样。我那时还不是东方青年队的，只是个学生，大约10岁，1米80，爸爸2米08。所以我说像跟奥尼尔对抗一样。怎样推开他呢？我不行。怎样越过他投篮呢？也不行。第一次和爸爸打球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也和妈妈对打，那时我长大了一些，也许15岁吧，是在东方青年队一场比赛之前。我想要热身，所以跟妈妈一对一。妈妈只有1米88，她的钩射投篮没办法用在我身上，我每次都能阻挡住。只是好玩，但我赢了她，她差我太远了。

父母是我最好的教练，尽管他们不和我一起练球，我们却总在一起谈论篮球——我每次比赛后，甚至在NBA的第一年都是如此。但他们和我一起打球的次数扳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我曾说过我只想打篮球，不想做这以外的很多事。但你记得“蝙蝠侠”的电影吗？片中，叔叔死之前说：“更大权力，更多责任。”我相信这一点。我赚很多的钱，就有责任打好球，提高自己。许多人看我打球，我就有责任接受媒体采访。除此以外，每个球手都要力所能及地在场外帮助他人。他无法帮助每个人——这一点他也得明白——但他应该尽其所能。

我明白，我无法取悦每一个人。但问题是，我还是想努力这么做。我了解中国历史，知道我的成功对中国的同胞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很难相信，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国外获得成功的人却如此之少。在我自己看来，能代表中国到国外打球是莫大的荣耀，我非常感激同胞们给予我的支持。初到NBA时，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来答谢球迷对我的帮助。

出于这个原因，每次出门，特别是在国内的时候，人们将我团团围住要签名合影，我感到很为难。人们的热情，从内心我无法回绝，但要满足每一个球迷的要求，我就会连打一场比赛的时间精力都没有了。我不得不学会说“不”，“太过分了”。全中国都对我有所期待，有时我觉得承受不了这样的重负。在NBA的第一年，我曾想会不会有一天我受不了而崩溃。现在，只是偶尔这么想。如果我是美国人，打篮球就只为自己、为家庭或为朋友，失败了，担心的只是亲人朋友伤心。但在国内，若失败的话，似乎会关系到每个中国人。也许这是我凭空的想像。压力是把剑，你可以将它指向外边，或对准自己。可以看成是肩上的重担，能把你压垮，也可以看成是背后的一只手，推动你前进。你得让压力服务于你，而非有损于你。

如果我想回忆以前的生活，我只要回到上海我和父母同住的公寓。那是为个子高的人特别设计的公寓——高大的家具，很高的淋浴头、门把手、柜子台面，甚至很高的马桶。有人来访，说像回到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