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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如果我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遇到拉斯的话，我们的故事也许很快就了结了，根本没有任何开始。他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办公室的病人流水线中的一员，我只是机械地切开他的动脉，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活，更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扉。

拉斯出院后，也许还会回到他的家里，继续保持他爱吃猪肉、马铃薯和喝可口可乐的饮食习惯。他继续把自己的沮丧和压抑埋藏在心里，最后，他的血管又会再一次堵塞。

我既然帮他治疗过心脏，我的职责就不能无视这样的可能性。

但我改变了——因为，我的病人把我改变了。他们向我显示了洞悉心脏真相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心血管病是身体、精神与感情三重作用之下的疾病。也许，在传统西方医学与如今并存的各种辅助性疗法之间，应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参与了“心脏治疗计划”，这个计划专门帮助心脏病人从生活方式入手，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要求拉斯也加入进来。

在我们下一次会诊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尽我所能来帮助你了；现在该是你自己努把力的时候了。我需要你采取一切办法保持动脉的畅通。你以后必须改变饮食习惯、进行适度锻炼、减肥、降低血压。但是，我同样需要你试着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要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而且，你自己也要愿意恢复健康。”

我把我们这个“心脏治疗计划”的说明册发给他，这个计划的进行地点在太平洋边上。通常而言，这应该是病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东西。可是，拉斯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草草浏览了几页，我看到一层熟悉的阴影又笼罩在他脸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搞不太明白。”

“拉斯……”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层阴影烟消云散了。

“我付不起拉约拉的旅馆费用。”他告诉我。

我远眺着他身后那蔚蓝的海洋；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纽约人，我有时仍然希望能看到高楼大厦。在我面前的太平洋尽管如此美丽，我却对它无动于衷。

我应该怎么帮助我面前的病人呢？我问我自己。他现在正处于转折点上，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从我进入医学院开始，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沟壑已经影响到了我。

我的职业训练告诉我，我是医生，拉斯是病人；他生着病，而我是健康的；我有答案，他有疑问。我被教育说，我们两个人的角色应该是界限分明的，我有解答问题的智慧，而拉斯的角色应该是被动地服从与接受。

但这样的安排根本行不通。我从病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医学期刊论文或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多。而且，如果我对病人保持超脱的态度，会使得我与病人分隔得更远。

“我家里有空余的房间，”我听见自己说，“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住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如芒刺背，反复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的同事会认为我的行为不够专业吗？如果我和拉斯以及他的家人交朋友的话，我自己会感觉不舒服吗？如果我的狗不喜欢他们，怎么办呢？

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当拉斯和他的家人参与这个计划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遇到了一项挑战。我提醒自己在厨房里闲逛或从浴室里出来时要穿着得当，脱下白大褂以后，我不再能保持我的尊严了。

我现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站在厨房里，穿着帆布鞋、喂着狗、做着沙拉。当我看到拉斯的儿子帮爸爸去他们的车子里偷偷拿出亮红色的可乐罐时，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是我的。

拉斯从我们的“心脏治疗计划”中获益良多，从瑜伽到冥想，到素食烹饪班，都很有帮助。这其中的援助小组和咨询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的援助小组并不能够把拉斯的部落还原给他，但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替代品。我发现自己站在玻璃门外看到他时，心里犹豫不决。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正在说话。

当我看到他时，一句《圣经》里的名言涌现心头：

“每样事物在光线之下都会显露无遗，”圣·保罗说，“暴露在光线下的事物，也会变成光线本身。”

研究表明，倾诉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詹姆斯·W·潘纳贝克对隐藏情绪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发现，诉说自己的情绪与思想有助于健康。拉斯自己后来也说：“直到我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之后，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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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6）

群体协助正是迪恩·奥尼斯的心脏治疗小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