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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部分（第1页）

，其地与颜鲁公赵子昴有关涉，又生值乾隆时代，清高宗书法摹拟右军，而失之肥俗，一变明末清初董子渴笔瘦体之派，上行下效，相习成风，萍南之书法当受此环境薰习者也。鹿泉殆以萍南书法与当时翰苑台阁之体，有所冥会，若出之男子之手，尚可作殿试廷考之白摺小楷，以供射策决科之用，遂亦颇加赞赏欤？否则萍南必不敢轻率请求抄写此老学究之家翁所赋试贴体之诗句也。今史乘地志于鹿泉诸子，唯日煦一人略具事迹，而日照之名仅附见于吴兴诗话及两浙輶轩录萍南小传中。夫以妻传，如“驵侩下材”之于易安居士者，可谓幸矣。（寅恪颇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而以后人翻案文字为无历史常识。乾隆官本楼钥攻愧集中凡涉及妇人之改嫁者，皆加窜易，为之隐讳。以此心理推之，则易安居士固可再醮于生前赵宋之日，而不许改嫁于死后金清之时，又何足怪哉。至顾太清之主易安居士年老无改嫁之事者，则又因奕绘嫡室之子于太清有所非议，固不得不藉此以自表白，而好多事、不识诗务之陈文述，所赋诗招摇，宜遭致其痛斥也。）日照元配沈氏，或者萍南母沈芬之侄女，俟后更考。戴弗堂记录挽其女萍南之诗颇多，而不及鹿泉之作者，或以未曾得见，遂至漏书，或虽得见，而以亲家翁之句为未工，因不载录于其诗话耶？

据赵佑传，乾隆五十四年佑以江西乡试正考官授江西学政。佩荃随佑赴江西任所，不久逝世。此即吴兴诗话一二所谓“随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未几殁”者。陈长生挽诗第一首云：“桂花香满月圆初，惊说乘风返碧虚。”吴超亭挽诗云：“尊章泣月惊秋到。”沈冲之挽诗云：“秋月满轮人遽去，西风卷幕客重来。”杨拙园挽诗云：“仙游正值月团圞。”是佩荃殁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也。

（二）随园诗话补遗三略云：

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皆诗坛飞将也。其长媳长生，吾乡陈句山先生之女孙也。寄外云：“弱岁成名志已违，看花人又阻春闱。（原注：两上春官，以回避不得入试。）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频年心事托冰纨，絮语烦君仔细看。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

寅恪案，陈长生寄外诗为何时何地所作，此点关涉考定长生与戴佩荃何时同在北京，而戴佩荃能作织素图次韵诗之问题。据上引叶佩荪传，知叶绍楏于乾隆四十四年中式举人，又据清代史乘，如清实录东华录等书，知自乾隆四十四年即绍楏乡荐之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即绍楏成进士之年，其间其有六次会试，此六次会试，凡有举人之资格者，皆可应试。绍楏之以回避，两次不能入闱，究在何年？今依次逆数而考定之。绍楏于五十三年丁母忧，不知其母卒于何月，虽五十四年有闰五月，然以常情推测，恐五十五年春闱，绍楏仍在母忧中，自不能应会试。五十二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盖虽应试，而不得中式也。据绍楏传，知绍楏在乾隆五十年由举人于四库馆议叙，授内阁中书。此时其父佩荪已前卒，其母尚健在。以常情论，绍楏全家当在京师，而长生此时亦必在京，不必作寄外诗也。（袁随园编续同人集一三闺秀类载，陈长生金陵阻风侍太夫人游随园作七律一首，此诗必作在乾性五十三年绍楏母李含章逝世以前。同卷又载寄怀随园十绝句第一首云：“先生高隐卧烟萝，三径盘桓七十过。”据碑传集一三七孙星衍撰袁君枚传，知简斋卒于嘉庆二年，年八十二。然则乾隆五十年简斋年七十岁。长生作寄怀随园十绝句时，必在乾隆五十年以后。综合推计之，当是乾隆四十九年九月佩荪卒后，绍楏等扶柩回藉，安葬之后，再返北京，因途中阻风金陵，李陈姑妇二人，因得游随园赋诗。至于长生作寄怀随园十绝句时，则疑在其过金陵见简斋之后，大约为随夫叶绍楏供职京师之期间也。然耶？否耶？姑记于此，更俟详考。）四十九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因佩荪此年春间，亦已在北京请于四库馆校书自效。佩荪虽卒于四十九年九月，而会试之期在春季，故绍楏可以应试，但已应试而未中式耳。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两次会试，绍楏皆可应试，此两年其父佩荪适任外官，不在京师。长生当随侍其翁姑于外省任所。故长生寄外诗中所谓“看花人又阻春闱”，及“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等语，即指此两次，绍楏虽在京，而以回避不能应试言。自四十七年后，佩荪绍楏父子已同在京师，长生断无他往之理。然则织素图之绘成，必在四十七年以后，至五十四年秋间戴佩荃逝世以前。以佩荃卒年仅二十三之一点推测，虽天才如佩荃，恐亦不能作此图太早，大约此图绘画之时间，距佩荃逝世前不甚久，即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远也。长生之父玉敦与佩荃之翁佑，同为杭州人，同举乾隆十五年庚午乡试，佑之八股文复为长生祖句山所称赏。（见紫竹山房集陈句山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条。）佩荃之父璐与长生之夫绍楏同为湖州人。当此时两家在京，往返必颇亲密，观戴璐吴兴诗话一二述及长生夫妇，可以推见。否则佩荃无由作织素图次韵诗也。

（三）织素图者即取孔雀东南飞乐府诗“十三能织素”之句，及晋书九六列女传窦滔妻苏氏（蕙）传“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之意，绘画而成。观戴佩荃织素图次韵诗“分明锦字传苏蕙”、“讵将远梦到金微”、“十三学得厌弹筝”等语，可以为证。然则此图中之织素人必为女性，而其夫又以罪谪边，自不待言矣。与此图中女性相关涉，得直指为即是图中织素人者，止有三可能之人。第一可能者为陈长生。然长生之夫为叶绍楏。绍楏一生事迹，今可考知者，颇为详尽。绍楏即无戌边之事，则长生非图中之织素人可知。第二可能者，为戴佩荃。赵佑之子可考见者有日熙日煦日照三人。佩荃之夫日照，其事迹虽不详，然据上引赵佑清献堂集二舟中寄示诸弟示煦照诗，知乾隆五十八年鹿泉作此诗时，日照并未远去，则其人实无戌边之事。吴超亭挽佩荃诗云“苏姬才薄锦纹回”，及沈冲之挽佩荃诗云“芳龄正好图团聚”等语，似日照亦有陈端生婿范某戌边之嫌疑者，然沈冲之挽诗又云“西风卷幕客重来”，则日照既能重来，必无远谪之事，大约佩荃卒时，日照不在侧耳。至陈长生挽佩荃诗云：“尺幅生绡点染新，十行锦字为传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说与图中织素人。”诗中“十行锦字”即锦上之回文。“清吟”即佩荃织素图次韵七绝三首。今佩荃虽还归天上，而“清吟”犹留在“人间”，故长生可说与同在人间之织素人，即告以佩荃逝世之消息。一死一生，取与对比，暗用李义山重过圣女祠诗“上清沦谪得归迟”之句，寓意尤为沉痛也。由是言之，织素图中之织素人，必非戴佩荃，又可知矣。第三可能者，以普通消除递减之方法推之，则舍陈端生莫属。若是端生，则佩荃长生诸诗中所用古典皆能适合，自不必赘论，而佩荃“淡妆不逐画眉新”之句与西冷闺咏一五绘影阁永家□□诗序中“屏谢膏沐”之今典更相符会也。所可注意者，即佩荃诗中“西南渐有声”之语。依通常解释，温飞卿池塘七夕诗云：“月出西南露气秋。”（见才调集二。）及七夕诗云：“青锁西南月似钩。”（见曾益谦顾予咸顾嗣立等温飞卿诗集注四。）萍南诗中“西南”二字出处当是从温诗来，与下“永夜”句固相适应，而“七襄”句更暗寓七夕离别之意，（飞卿七夕诗云：“人间离别水东流。”）尤为巧妙也。然寅恪地此尚不满足，姑作一大胆荒谬之假设，读者姑妄听之可乎？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首首节云：“唯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偏相传。”又云：“岁此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考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一二十秩官志二之一二官制题名一二国朝文职官姓氏三临安府同知栏载：

陈至（寅恪案，“至”当为“玉”之形误也。）敦。钱塘人。举人。（乾隆）四十九年任。

龚云鹤。营山人。贡生。（乾隆）五十三年任。

则端生之父玉敦，在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四年间，曾任职云南。随园诗话补遗三载陈长生“闻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还山已是杖乡人。”即玉敦解任归杭州时所作，大约在乾隆五十三年，长生寓京师时也。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浙江一首偏相传”者，意谓十六卷本之再生缘，浙江省已遍传，而云南则尚未之知也。寅恪更进一步怀疑佩荃诗所谓“七襄取次报章成”者，即指端生在云南所续之第一七卷再生缘而言。盖再生缘前十六卷“浙江一首偏相传”，则佩荃必早已见及。佩荃与长行交亲往还，当又在长生处获见端生续写第一七卷，故诗中遂及之耶？其所谓“女手掺掺劳永夜”者，疑指端生自述其撰前十六卷时，“向阳为趁三年月，入夜频挑一盏灯”。（见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八回末节。）写作甚勤，入夜不息。此佩荃读第一七卷末节，已可知之，或又从长生处得悉其姐往日撰著者之勤，因并有“劳永夜”之语欤？至于端生续写再生缘第一七卷在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此年端生居浙江抑寓云南，虽不能确言，鄙意此年端生似已随父玉敦赴云南，其所谓“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若“白芍”取譬“白雪”，与“红梅”为切当之对句，则亦不过词人形容节物惯用之语，未必与当地真实气候相符合。（可参下文论再生缘开始写作年月节中“岁暮”之语。）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颇呈奇观。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兹姑著此妄说，更待他日详考。

假定陈端生于戴佩荃作织素图次韵诗时尚生存者，则至何年始不在人间耶？此答案可以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之年，两点推求之，虽不能中，亦不甚相远也。

王昶春融堂集三八有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一篇，其文虽不著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桥草堂诗集序一篇，略云：“余以乾隆庚午（十五年）识君于吴企晋璜川书屋，文酒之会最密。呜呼！自与吉人定交，迄今四十余年，同游诸君少长不一，皆莫有在者。”则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余年，当为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即作春桥堂诗集序之年。紫竹山房集序排列相连，当是同时或相距至近之时间所作也。今取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集之序文，与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互相比较，发现颇有不同及删削之处。兹节录陈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并附注春融堂本此序之文于下，而略其不关重要者，读者若察两本序文之同异，即知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也。

紫竹山房诗文集载王昶序略云：

钱塘陈君桂生挟其祖句山先生诗十二卷文二十卷，（春融堂本“诗四十四卷，文三十二卷。”）踵门而请曰，愿有序也。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始获识先生于朝，继以诗文相质，先生谓可与言者，时时引进之，是以辱有牙旷之知。丙申春余归自蜀中，而先生前七年殁矣。（寅恪案，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句山殁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正月二十四日，实止六年也。）求其两集不可得，为之怅然。又七年余修西湖志于杭州，窃念先生籍钱塘，西湖事亦载于诗文必富，从其家求之，闷不肯出。（“闷不肯出”春融堂作“卒不可得”。又王昶湖海诗传六陈兆仑诗选队蒲褐山房诗话云：“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因索先生遗诗，而令子同知玉敦深闷不肯出。及其孙桂生来京，始以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也。）又三年（寅恪案，王兰泉以乾隆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见下引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余以布政使滇，适先生子玉敦为滇郡佐。叩所藏，则其闷益甚。（春融堂集本删去“又三年”至“其闷益甚”二十七字。）盖十余年来殊以为憾。今陈君述祖德，采遗文，辑而录之，使先生生平撰述粲然备见于世。

寅恪案，湖海诗传及湖海文集之编选人王兰泉，其人为乾隆朝词宗，本与陈句山雅故，序中“辱有牙旷之知”一语殆非夸言。兰泉修西湖志于杭州，玉敦为其地主。（此韩君所谓“吴郡陆机为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地主”也。）及官云南布政，玉敦又为其属吏。兰泉之索观句山诗文，自是应有之事。以常情论，玉敦必非与兰泉个人有所嫌恶，而深闷固拒，一至于是者，其中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难言之隐。兰泉当时或不尽能了解其故，遂于序中犹言及之，盖尚未释然于怀也，玉敦即不肯以其父之诗文示兰泉，十余年后，桂生何忽转以其祖全集请序于兰泉？此中必有重大变迁。鄙意此十余年间，句山集中所当避忌隐讳之事，已不复存在，故可刊布流行。又请序于兰泉者，即籍以解释前此玉敦深闷回拒之旧嫌也。陈文述西泠闺咏端生诗序中言，“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是端生之卒与范某遇赦之时相距不远。范某即遇赦，则句山集中诗文仅牵涉端生之名者，自已不甚重要。今观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序文，知兰泉当日所见之稿本，其诗文卷数多于刊本，则桂生所删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删削者，当与端生婿范某之句有关也。范某之案在当时必甚严重，以致家属亲友皆隐讳不敢言及，若恐为所牵累，端生事迹今日不易考知者，其故即由于此也。

陈端生之卒与范某之赦，两事时间距离甚近，故可依兰泉作序之年，推测范某遇赦之期，又据范某遇赦之期，更可推测端生逝世之年也。兰泉紫竹山房集序言“十余年来殊以为憾”。蒲褐山房诗话又谓“桂生来京师，始以（其祖）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则从兰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之时算起，历十余年，兰泉与桂生两人同在京师，即此序作成之时，亦即范某赦免之后，其时上距端生逝世之年，当不甚久，此可依次递推而得之者也。

王昶春融堂集附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条下略云：

二月二十四日得旨授刑部右侍郎。（三月）初五日启程，二十八日抵京。

五十八年条下略云：

四月初一日（山京回籍修墓）。十二月初二日（回京），赴宫门，召见，（乞休），上允之，遂以原品休致。

五十九年条下略云：

四月初一日赴通州下船。（回籍）。七月二十三日抵家。

六十年条下略云：

十一月十八日（赴京预千叟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

嘉庆元年条下略云：

二月初一日（出京）。三月初五日归家。

四年条下略云：

正月太上皇升遐。入都。二月二十九日至京。四月二十日（出京）。七月抵家。

十一年条下略云：

（先生病逝），时（六月）初七日丑时也。

碑传集三七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略云：

（乾隆）三十六年温公福代阿公（桂），称师四川，辩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从温公西路军进讨，温公属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烂山，进攻日耳寨。阿公奉诏由北路进兵，兼督南路。公复从阿公军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