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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传统历史家责难宫廷之生活侈糜。当安禄山南驱而进之日，西安与洛阳间各仓库物资充实。皇宫之浮华更为人指责。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虽在公元8世纪，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无可怀疑的，她们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资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国君为李隆基，武后之孙。当时他已近72岁，在位43年。他所宠爱的杨贵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两人都好音乐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动。他们的故事有一段传奇而间常为激动所冲破。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地过冬，自此之后给了当处旅游之地增加了一种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节更为复杂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贵妃之从兄杨国忠为相，他始终说安禄山有反叛的趋向，传统史家称安禄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唐时属于国防边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置之患昧。可是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御线上各点分割而固结，在很多地方，仍难于对付游牧民族机动的骑兵。

当安禄山成为问题的时候，国防线之东北角成为高丽人、契丹人和另一种突厥语系的奚人（Tatabi）进出的场所，当地人口五花八门，情况则带流动性。经济发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调查，遑论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将领只能相机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应，通常与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达到目的。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既通数种语言而又机警，实为宫里亟待借重管理边区的人才。事实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将。并且在安禄山叛变敉平之后，唐朝仍继续使用这样少数民族的将领。有了这些事实作背景，我们不难断言安禄山白手起家。以对朝廷之忠顺作代价鬻得节度使的官职。他对西安的孝顺包括对皇帝本身的奉献，可以证明此语非虚。

当然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试想当初均田制已实施有时，府兵也能达成任务，全国表现一种粗线条，却又实在的派头。当大唐帝国的威信为远近慑服之际，只要让所征之兵开赴前方边镇，已足使好战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后行。

于今则除了庞大的军事预算之外，边防将领又从佣兵出身，他们的任务职业化，如此一来，全部发展和文官组织大相径庭。而后者仍是坚决的站在平衡与对称的立场，虽说因着局势之变化，文官组织内的成员也早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冲突与倾轧。

朝代的弱点全部暴露

安禄山的兴起只能掀动两方的矛盾。因为他被视为有才干，更被赋予独断的权力，至此他也就更无可取代，于是一切发展成螺旋型。当他的辖区与权力相继扩充时。皇帝也给安各种恩遇，又让他在西安建立一座堂皇的邸寓。史家称玄宗李隆基甚至要安称自己为父，杨贵妃为母。可是后者之从兄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迟早必反。逻辑上这不能说是估计得不正确；然则既无适当的对策，只是这样说来说去，也将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最后他采取这步骤时，即以“清君侧”为名。结果则是朝代所隐蓄的各种弱点一朝暴露。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要是商业之进出影响到大批人民之生计，则激动之余，他们也不会对这样的军事行动等闲视之了。　所谓京军不过宫廷里的仪仗部队。临时雇兵，只招募得一些市井无业游民，无意于战斗。对付反叛的军队，政府方面更因着政治之需，牺牲战略上的考虑。第二个夏天，西安被威胁，于是皇帝、他所宠爱的妃子，及她任宰相的从兄和一大群皇子王孙所谓六宫者，仆仆道途向四川方向避难。出部门不及百英里，护驾的军士叛变，他们先杀死杨国忠，次要将杨贵妃赐死，玄宗李隆基别无他法。只好让她被缢死。这位忧虑满怀的君王到四川的伤心旅程，表现着国都与农村两端之间缺乏实质的联系。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

安禄山的叛变被敉平，他的儿子安庆绪和其他番将的变乱也终被解决。可是唐代朝廷从此未再重新掌握到过去所把持的中央威势。在剿荡以上叛变的时候，政府不能不倚重边区的杂牌队伍，有的算是中国人，有的则属于少数民族。实际这也是在小处一再隐忍妥协，而将问题延搁。只是安禄山和他的效尤者也无能力，甚至缺乏组织上的逻辑去推翻李唐政权，或者统一北方。唐代的后期可说生存在一种不稳的平衡之中。

唐朝组织的基本法包括均田制，跟随着而来的租庸调税制和府兵并未明令废止，只是任之用进而废退。公元780年总算产生了一项新法规。所谓“两税”从现有的土地持有人手上征收，而放弃了有名无实的均田人户。这办法没有全国标准，中央政府不过将数额分配于各道（较以后之省为小，较州为大），责成地方官作内部分配。实际上全国三分之一的道，大多数在北方，从未缴税于中央。即是南方，缴纳的品物也采取一种进贡的形式，主要在使地方首长得到中枢的借重，而算不上执行国家权责。

不稳定的平衡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有继续不断的战事。叙述这段历史时，我们可以参考赖孝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所说：“此中的情节必有相对性。”唐初的壮丽繁华经过夸张的铺陈；说到后期的凋零和败坏也可能说得过度。事实上地方分权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譬如说成德镇下辖4州，在今日河北之东南，即始终由同一个王家掌握超过100年，这就不是不稳定的征象了。魏博镇的何进滔于公元829年由军人推戴才由中央承认任节度使，下辖7州跨于今日河北河南之间。传统历史也说他深得民心，是以能将职位传至子孙。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可是一个孱弱的中央，也有它的缺点。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在西安市掠夺；765年他们又和回纥在郊外集结，准备再来一次洗劫。唐将郭子仪时年70，不顾本身危险，单骑无武装地来到回纥阵营之前。过去他曾率领唐帝国的少数民族部队，这次他也获得成功，他以口语重申中国天子“天可汗”的地位，使回纥首领再度罗拜称臣。回纥既已归服，吐蕃被孤立，只好拔营离去。在这情形之下，郭子仪个人的英勇受到崇拜，可是他的壮举与盛唐的情形比较已是今不如昔。试想初唐帝国借着一个异民族的力量压倒另一个，把自己的权威扩充到一千英里以上的国界边境外去，这已是无可比拟了。事实上自安禄山叛变之后，黄河上游以西的地区已永远被吐蕃占据，边境冲突也经常发生。787年的谈判失败之后，吐蕃部队俘获了一万多中国人交付与其部落为奴。当通过一段峡谷之前，这些吐蕃人让俘虏东向父母之乡辞别，史籍上提及有好几百人哭昏过去，也有不少人跳崖。唐朝又以和亲政策让家公主嫁与回纥酋领（如肃宗李亨之女宁国公主，宪宗李纯之女太和公主）。这几位年轻女人在胡人毳幔之下别唐使“悲啼眷慕”的事迹，至今读来令人心折。

黄巢与民变

9世纪内大规模的民变出现，当中最著名的乃是黄巢。虽说他的故事经过再三的讨论，我们对他的身世仍无定论。《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面的两篇“黄巢传”，就有很大的出入。两传同叙他以贩盐为业，一传把他说得声望低微，好像走私负贩的模样；另一传则说他家里世代经营，颇雄于赀。这中间的差异，显示其中详情可能永为读者之谜。公元875年，黄巢响应另一个流寇运动，从此被人注意。当日中央的力量衰弱，地方政权又缺乏各单位间协定才使他坐大。虽然一再受创，他也仍然能够卷土重来。他从华中向东南移动时，揭橥打破官僚的贪污无能为标榜，一面收容匪盗；一面感化官兵。公元879年他入广州，至此已集结50万人。可是他也在此间遇挫。他原希望朝廷招安，让他为广州节度使，此计未成，加以军中疫疾流行。一种阿拉伯文的资料说他在广州屠杀12万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和被斯人，可是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记载。

黄集被迫北撤之后，他于公元880年入西安，据说他拥有兵众60万人，西安也被他占领了两年多。起先他还企图争取一般市民，可是一入国都，黄巢被自己所设的陷讲困住，从此失去流动性，于是被忠于唐室的几个部队集中攻击，对方也有突厥语系的部队。黄的给养既成问题，他就更大开杀戒，因之他和居民的关系日益恶化。883年的年初，黄巢离西安东去。884年夏天，这流寇的领袖和他几个随从在今日山东境内授首，于是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长远的民变至此才得结束。

黄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国长期左右为难的地方。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极高；可是若没有负责的中枢，其结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摆在美国的地图上，黄巢流窜的路线有如从美国的中西部进军佐治亚，又西南行而入新奥尔良，北去入田纳西，又再度自西向东，经过维吉尼亚、马里兰和肯德基之各部，最后还以曲折之行道通过伊利诺而入爱荷华的德蒙因。换言之，超过南北战争时谢尔曼突入南方的好几倍。黄巢渡过长江4次、黄河两次。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得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可是黄巢在各处来往，不应当认作土匪行径的最高纪录。他之能统率大军纵横南北，表现出构成一个大帝国的纪律依然存在，所需要的是构成大帝国的新逻辑将各种因素组合起来。当黄巢揭竿而起的时候，距安禄山之反叛又已130年。唐帝国的低层机构已经发育成长，超过当初的设计很多，已不是现有的高级权威所能管制。

虽说黄巢没有只手摧毁唐朝，这朝代也在他造反之后崩溃。兹后各州向宫廷所缴纳的税收愈来愈少，这朝代只挣扎着约20年。公元904年朱全忠——过去是黄巢手下的将领后来降唐，至此命令唐朝皇帝和他同去洛阳，此乃朱自已以军阀的姿态可能确实控制的地盘。于是距他篡唐而代之的行动只差一步。两年之后，他终采取了这步骤，正式结束了288年前李渊和李世民所建立的王朝。

历史重心向东移

公元906年之后，西安再未曾成为中国的国都。当中国即将进入本千年之际，情况愈为明显，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东南区域尤以土地肥沃水道交通便利而有吸引力。即使化外的游牧民族，也以当中获有农业经验者占优势。自然之选择已使东北为他们理想的基地，远超过干旱的西北，那是吐蕃、突厥繁盛之区。所以中国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今后400年的争斗中，采取一种南北为轴心的战线，与西安渐渐远隔。这座古老的国都，也已在历史中充分的表现过它上下浮沉的经历了。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赵宋王朝的新气象

宋代的创业之主赵匡胤是军人出身，他没有打算重新分配农业田地；也没有设计征兵，宋朝可说是中国唯一以募兵解决军事人员需要的主要朝代。赵匡胤登极之后，就在国都开封之城南开掘了一座人造湖（这开封也只为宋代国都，自后即未再为中国其他之主要朝代选作京城）。他并未经常地向部下训辞或者听儒臣讲解经史，倒是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人造湖上视察水师和陆战的演习。他也常大船坞视察战舰制造。赵匡胤深悉军事上的力量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撑，他决心在库房里积绢200万匹当作自己财政上的储蓄，以便和北边半汉化的朝代交兵。

此一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