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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弱小是一个无可非议的仁慈口号,而在这个口号背后,无数有着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广受嫉妒的灵魂,在无助地挣扎。谁都认为他们有名望有势力,但他们却一批批喑哑了、消失了。直到死后才不被嫉妒,于是死亡对他们构成了一种最大的救助。暂时不愿死亡的,则渐渐学会了生存的谋略,懂得了装愚守拙,默念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为上也就一味地谦之让之、避之退之、观之望之、哼之哈之……这种种作为只为了一个目的:千万不要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们可能才高八斗、力敌千钧,但深知一旦让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会化为灰烬。
与他们相对照,那些弱者,却因嫉妒而同病相怜、一呼百应,结果,因嫉妒而浩浩荡荡、无坚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现,“强者”和“弱者”,应该颠倒了读,反转了看。
尽管嫉妒是人类的共性,然而中国的许多问题却与它有更特殊的关系。我未必赞同把嫉妒分为西方式和东方式两种,但也确实看到,当西方的智者们在思考如何消减嫉妒的时候,中国的智者们却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所谓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你越躲它越凶,嫉妒不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则被说成是群众反映、社会舆论。结果,遭妒者缩头藏脸,无地自容,而嫉妒者则义正词严,从者如云。中国式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阵,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头、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发问,中国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滞后于西方世界,难道果真国中无人?人是有的,但除非早年执掌极权,或长期默处一隅,否则迟早会被削平。有的职业,如文学艺术,既无权力又难沉默,麻烦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忠于职守的神灵,连夜间也不愿意合眼,四处搜索,绝不放过一个疑点。
鲁迅早就叹息,在中国,“有什么稍稍显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因此,这里确确实实联系到了反思中华文明的大课题。由长久的社会观念沉淀成了心理习惯,又由心理习惯沉淀成了群体人格,这便是前辈哲人为之垂泪、为之呼号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经不是书库里的陈旧典籍,经过几千年的过滤筛选,早就生长在每个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们终于走到了可以向嫉妒发起全面挑战的时代,然而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时代。
这二十年,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试演过种种整齐的仪式后,终于寻找到了最真实的动力,生命力的多元释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历史开始变得通体活跃,任何包括嫉妒在内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须冲破的障碍。然而,正因为这样,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统”和“大锅饭”护佑的慌乱人群以听众的身份,为嫉妒话语提供了演讲台。让新兴的社会机制在这样的演讲台前变得风雨飘摇,还是让这样的演讲台在新兴的社会机制前变得风雨飘摇?这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次选择。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嫉妒失去了这种方位。不仅对象不见了,连评判的坐标也找不到了,于是嫉妒不再成为有的放矢的杀手,而是成了 一团阴郁飘浮的云气,不知去撞击哪座山头,覆盖哪个树林——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为社会变革喝彩,目送着那团嫉妒的云气在我们头顶尴尬飘过。
记得十多年前,在许多学校的教研室里,不少中老年教师总在闪闪烁烁地批评青年教师急于发表长篇论文,不甘心长期充当绿叶,来衬托他们这些不在乎什么论文的红花;但话音未落,青年教师已经出国;于是批评他们崇洋媚外,然而没过多久青年教师却已学成归来;接下来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师在待遇、职称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师又已辞职……嫉妒的脚步再快,也追不上社会变化的脚步,这实在是一种吉兆。要是嫉妒的脚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邻里间,家家户户长期处于互相窥探之中,连这家多炒了两个菜,那家新买了一辆自行车都成为嫉妒的目标,不知多少争吵由此而生。但是这些年,住房拆迁、下岗转岗、股市升泻、兼并破产,各家各户都在狂飙突转中日新月异,嫉妒的蝙幅不知该落在哪一根梁柱上?
只能去寻找变动不大的房舍和梁柱了,虽然已经很少,但毕竟还有。例如那些不处于社会转型主体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会改革家们暂时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经有过文雅的声誉现在还能引起人们宽容惯性的领域,那些派别林立、关系错综却又对国计民生并无大碍的方位。在那里,嫉妒还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发泄口道,而且由于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汹涌。外人和后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这样的角落,一定惊诧莫名。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旧式的嫉妒已构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获得资格。这样的历史阶段,对于群体心理的重构至关重要。很多年前读雨果夫人关于法国大革命前后巴黎社会心理的回忆,感触很深,那也是一个破旧立新两未靠岸的奇异时期,什么怪事都会发生。仅仅为了雨果那部并不太重要的戏剧作品《欧那尼》,法国文坛一切不愿意看到民众向雨果欢呼、更不愿意自己在新兴文学前失去身份的人们全都联合起来了,好几家报刊每期都在嘲讽雨果欠缺学问、违反常识、背离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讽的同时又散布大量谣言,编造种种事端。有的评论家预测了作品的惨败,有的权威则发誓决不去观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这些人抵挡不住心痒还是去了,坐在观众席里假装只想看报纸不想看舞台,但又不时地发出笑声、嘘声来捣乱,也算是与雨果打擂台。
对嫉妒来说,人们对它的无视,比人们对它的争辩更加致命。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为了对雨果的评价发生了决斗,但对嫉妒者最残酷的景象是:广大民众似乎完全没有把他们的诽谤放在眼里,《欧那尼》长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后,《欧那尼》复演,全场已是一片神圣的安静。散场后雨果夫人在人群中听到一段对话,首先开口的那一位显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说:“这不奇怪,雨果先生把他的剧本全改了。”
他身边的一位先生告诉他:“不,剧本一字未改。被雨果先生改了的,不是剧本,是观众。”
这就是说,当年激烈的嫉妒者在不知不觉中被雨果同化了。他很想继续嫉妒,带着敌意来到剧场,但是再也无法与雨果建立敌对关系。这便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社会变革。
这件事对我们应该大有启发。嫉妒本是扰乱价值坐标的倒行逆施,但如果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有一种更强大的社会发展坐标超过了它,压倒了它,使它不能像在不景气的年代那样可以颐指气使。因此,嫉妒固然是社会发展的障碍,但要治它,还得靠社会发展。就嫉妒论嫉妒,怎么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也不必与嫉妒赌气,去创造一点个人的奇迹出来。因为即便真有奇迹,嫉妒也必然紧紧追随。与其这样,真不如转过身去,全力推动社会的变革,让嫉妒失去坐标,慌慌张张找不到自己存身的地位。
联想我们中国,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后,也经历过新老坐标间的无序过渡。从不少材料看,当初文化界对于新文化、白话文的嫉恨也是强烈的,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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