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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当选总统在棕榈滩同林登·约翰逊和民主党国会领袖检讨了这些令人忧郁的数字后，决定在控制众议院规则委员会的问题上，同保守联盟立即进行实力摊牌。从1937年以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就处于保守联盟的支配之下，特别是近年来为该会诡计多端的主席弗吉尼亚州的霍华德·史密斯所控制，这个委员会在8月间始终是肯尼迪一约翰逊法案的主要障碍。除非史密斯委员会作出一项“裁决”，否则众议院委员会提出的法案就不能以正常形式由众议院全体会议加以考虑，而两院以不同形式通过的法案也不能发交两院联席委员会去加以考虑。有许多法案根本得不到它的“裁决”，另有一些法案在长期延搁之后才得到一项已裁决“，而且已附加上一些条件或作了一些修正。虽然民主党在该委员会以八票对四票占多数，但不论是史密斯或密西西比州有地位的民主党人威廉·科尔默，他们都没有支持过肯尼迪的竞选运动，更没有支持过他的纲领，所以他们的两票加上保守的共和党成员的四对六名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多数重要问题上形成了6：6平局。用总统的话来说，这保证可以使”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不至于提到国会的全体会议上去。我们的整个纲领就会受到阉割。“

这次摊牌已酝酿了多年，因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感到同史密斯、科尔默和那几个共和党成员打交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议长提请新总统不要介入这场斗争后，就从众议院自由派手里接过了控制权。雷伯恩威胁要把科尔默从该委员会里“清洗”出去，因为科尔默在密西西比州支持反肯尼迪的选举团，由此雷伯恩便使南方人得到一个印象，认为他是当真会这样做的。（对南方人来说，资历制度是实力的最神圣的源泉。）温和的南方领袖要求雷伯恩给予妥协。雷伯恩并没有把支持艾森豪威尔的黑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清洗出去，也没有把被判有罪的其他成员清洗出去。如果他单单清洗一个科尔默，就会引起南方人的极大愤慨，这样往后肯尼迪的法案就没有一项会获得通过了。雷伯恩本来深知这些情况，于是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暂时在规则委员会里增加两个民主党人和一个共和党人，这样就使得多数法案可以以8票对7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温和派欣然同意了，但这尚需全体议员来表决。共和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宣布他的党对此表示正式反对。

战斗仍在继续。雷伯恩运用了他所支配的一切力量。肯尼迪几乎不能再不过问了。在众议院民主党核心会议上，雷伯恩的提议得到了支持。肯尼迪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虽然宪法规定这是众议院的事，

但是尽人皆知，我坚信众议员们应该有机会……就我们所要提出的政纲进行表决，而不应只是规则委员会委员才可投票。

……但是责任在议员身上。……我不过以一个关心此事的公民身份发表我个人的看法。

副总统、司法部长、商务部长、内政部长和其他内阁成员，特别是白宫助理拉里·奥布赖恩，运用了新政府所能施展的一切影响——封官许愿、笼络感情、实施竞选时的种种保证以及采取各式各样的联邦政府的行动。雷伯恩和他的副手竭力争取表决时的每一张票，把这位深受尊敬的议长个人的威望都押到这次投票的结果上去了。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农业局的院外活动分子发动了一场反对这一变革的信件攻势，劳工、自由派和民权运动的院外鼓吹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采取了行动。

这场紧张的明争暗斗越演越烈。表决推迟到总统提出第一个国情咨文后的一天举行，指望总统的雄辩口才和克制精神能够把骑墙派争取过来。他们还恳请南方的温和派和共和党人不要在总统刚要开始工作之际便来拆他的台，也不要在议长的最为重大的一次斗争中出他的丑，更不要在关键时刻使国家陷入困境。总统在最后时刻打了好几个电话。副总统则敦促得克萨斯人站在他们的同僚一边。议长在投票之前发表了一篇罕有的情绪激昂的演说。那项建议终于以217票对212票获得通过。

总统在尔后的几个月里多次指出，“靠了支持我们的全部力量，靠了雷伯恩以他自己的声誉作为赌注，靠了一个新总统所能施加的全部压力和他所能发出的一切呼吁，我们才以五票之差取得了胜利。你由此便可以看出我们顶的风浪有多大。”六十四个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他们的总统。只有二十二个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其中有十七个人是来自他竞选获胜的那些州的。要是没有南方民主党人三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和共和党人八分之一以上的赞成票，总统本来根本不可能获胜。

道理是很清楚的。除非设法从约七十名并非在各项问题上都不妥协的南方人或共和党人中获得四十到六十票，或他们两方合起来的四十到六十票，否则任何法案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参议院的情况比较好些，尽管进步的民主党人在那里所占的票数实际上还不到百分之五十。总统和参议院领袖决定不干预一场限制议员阻挠议案通过的斗争。阻挠议案通过者的主要损害仅限于民权法案，而这些法案看来无论如何是通不过的。同时，新就任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也反对在那个时候进行这场斗争，因为他确信这场斗争不会获胜，而西部和南部的参议员反会对总统的干预产生反感。

总统在同两院保守联盟连续不断的对抗中，不能树敌过多。他不能在每一次斗争中都施加他在规则委员会唱名表决时所施加过的同样压力。正如专家们预言的那样，只有他的住房法案有希望通过。靠了最后关头的七票的多数众议院才通过了他的紧急农场法案，但以一票之差否决了他的最低限度工资法案（这次失败他后来挽回过来了）。

共和党人嘲笑肯尼迪不会利用民主党的多数，但总统对于南方民主党人背离所造成的每次表决的紧张斗争的局面毫不隐讳。总统说：“你可以把法案内容冲淡，使它们通过，再不然你可以提出一些本身不会引起特殊争议的法案来……但是……对于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要获得可以使法案通过的多数，我们就遇到很大的困难。”然而，如同西奥多·怀特所指出的：“实际上，获得批准成为法律的新法案，现在要比三十年代以来的任何其他时候全多。”

在三年里，区区几票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加速公共工程法案就是以一票之多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1962年的农场法案旨在扭转那种荒谬的（即便不是可耻的）增加农场津贴和公积金的问题（因为当时农场和农场主总数已日见减少），它在众议院表决时就因为仅仅少了五票而未获通过，只有一个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它（这个共和党人没有再次当选，后来奉派在农业部里工作）。

在所有因为几票之差而遭到否决的法案中，“医疗照顾法案”的失败最使肯尼迪沮丧。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一项计划，旨在使美国男女工人在社会保险制度下，自己出钱参加老年健康保险，以免一旦失业，把积蓄花光后，不得不依赖公家或私人的慈善救济。总统在竞选运动中曾大力主张通过这个法案。他曾根据一个临时工作班子的报告把该法案重新改写了一下。在一次早餐会上他对国会领袖们说，他自己父亲住院治疗的费用使他更加认识到，不太富裕的人要负担这笔费用是办不到的。三年来，他一直在寻求多得到一、二票，使这项法案可以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通过。三年来，他还一直钉着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但是威尔伯·米尔斯主席手头已堆满了政府提出的其他法案需要处理。尽管他暂时反对这个法案，但在肯尼迪政府刚就任时他就对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麦考马克说（麦考马克在早餐会上向总统作了如下的汇报），“如果给他时间，可以想出一个办法来”，最好由参议院将这项法案附加在众议院通过的某项法案中，然后在联席会议上提出讨论。肯尼迪也希望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后，众议院就较有可能予以通过了。

由于把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作为目标，双方在“医疗照顾法案”的斗争中施加的压力都逐渐加强了。由于1961年的国会议事日程上排满了反经济衰退的立法，这项法案成了1962年优先考虑的一个项目。总统希望在秋季国会选举之前投票表决。在多次记者招待会上和讲话中，他强烈地支持这个法案。他嘲笑美国医学协会的攻击“莫名其妙”，并会见了一批支持他的立场的著名内科医生。1962年5月20日，全国电视广播转播了他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个规模盛大的老年公民集会上发表的演说。这是一篇战斗性很强的政治演说，说得响亮，掌声雷动。但是总统忘记了在竞选中得到的教训，即在一个广阔的场所鼓动大群拥护他的人和说服呆在家里持怀疑态度的电视观众，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他已经得到老年公民的支持了，这时需要取得呆在家里的电视观众更多的支持，但是这篇演说却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美国医学协会次日晚间作了猛烈的反击（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读了他们的声明，他们大概很反对这个法案”），接着又以公开信方式作了进一步的交锋。同时该会对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也施加了新的压力，希望它改变态度。但是真正较量的场所则在参议院。7月初，众议院通过的公共福利法案成了“医疗照顾计划”修正案的一个合适的媒介。7月2日，参议院开始进行一般性辩论。一连三个星期二的上午（7月3日、10日和17日），国会领袖和总统共进早餐时主要讨论的事项，就是有关这项法案的策略和对赞成票票数的估计。在上届国会里，这项法案在参议院曾以51票对44票没有获得通过。现在参议院里多了一个共和党人，少了一个民主党人，而且可以拉过来的票数又极少。例如卫生法案的主要倡议者之一，亚拉巴马州的温和的利斯特·希尔就受到医生们极大的压力，他把他的温和的同事约翰·斯帕克曼也拉着和他站在一起。总统个人的朋友，1953年总统结婚时的傧相乔治·斯马瑟斯则很明白美国医学协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势力。（我在白宫的一个同僚评论说：“自从杰克·肯尼迪结婚以来，斯马瑟斯就没有支持过他！”）温和的俄克拉何马州的迈克·蒙罗尼觉得有责任同他的同事鲍勃·克尔站在一起，克尔是个权势恒赫的参议员，也是反对“医疗照顾”法案的势力在参议院的代理人。

尽管如此，7月10日奥布赖恩却报告说，清点人数的结果表明可以以51票对49票取胜。至少有四名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和一名南方民主党人将改变他们在1960年所持的反对态度。7月17日举行投票的那天，他又报告了新的估计：“至多不过是50对50，因为参议员伦道夫有些顾虑。”

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伦道夫的顾虑之一是，担心“医疗照顾”法案的争论会使公共福利法案遭到失败，而该法案中包含着与他的州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规定。同时，他还对反对“医疗照顾”法案的人承担了义务，说他将改变196o年支持这项法案的立场，以换取拨给西弗吉尼亚州更多的福利补助。坚定地支持“医疗照顾”法案的有四十八票。如果伦道夫也支持，那么卡尔·海登出于对党的忠诚也会支持。这样，就有五十票，加上副总统约翰逊的一票，就可以打破僵局，使这项法案得以通过了。

总统找伦道夫谈话。他还安排好同西弗吉尼亚州和全国的政党领袖、劳工领袖及福利团体领袖谈话。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并不成功。伦道夫站在那些主张把“医疗照顾”修正案搁置起来的人一边投了票，参议员海登等到最后时刻也这样投了票，而且，除了五个联名提出修正案的共和党人以外，其余的共和党人也都这样投了票。结果，这项法案以52票对48票未获通过。总统立即走上电视台宣布，这个“对美国所有家庭说来最严重的失败”将成为秋季竞选中的关键问题。（他还指示他的预算局局长通知伦道夫，伦道夫提出的一项代价高昂又有争议的计划已从预算中砍掉了，尽管我深信参议员克尔从其他渠道可以为西弗吉尼亚州弄到比我们所能另行安排的更多的经费。）后来，第八十七届和第八十八届国会通过的卫生法案，比历史上任何两届国会所通过的全多，最突出的有关于精神病、精神迟钝、医学院、毒品安全、医院建设以及空气和用水的污染等方面的法案，但是总统对这次失败所引起的失望情绪始终未能释然于怀。

肯尼迪与国会对立

还在规则委员会的那场斗争之前，以及在其后的“医疗照顾”法案和其他法案遭到挫败之前，总统和国会之间就相互猜疑了。双方互不信任的根源不仅是票数和思想意识问题。它还标志着政府的两个不同部门之间和两代不同的政治家之间的权力斗争。

假使约翰·肯尼迪的公职生活一直是在众议院度过的，或者假使他在1960年以后还呆在参议院里，那么到1963年他本来会置身于那20％到25％的出人头地的民主党议员中的，这些人的年资通常使他们能在参众两院里担任有影响的职位。可是他并未如此。资历制度把许多对他的政纲的大部分内容很不友好，并且年龄和他父亲一样老或更老的人提升到两院中最有权势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去了。众议员的平均年龄比总统大十岁，而参议员的平均年龄则更大。他们大多数人全把杰克·肯尼迪看作是他们立法机构中的一个比较年轻、任职期较短的成员。他们对肯尼迪并不象对他周围那些活跃的青年人那么猜忌，他们彼此之间争辩不休，把他的计划搁置一边也并不感到于心不安。参众两院之间无聊的争执日益增多，拖延了法案的通过，并弄得大家疲惫不堪，其中最糟的一次就是八十四岁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海登和八十三岁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坎农两人之间的争吵。他们为了由谁召集两院联席会议以及在何时何地召集该会议的问题吵闹不休，而把肯尼迪提出的1962年预算搁置了三个月。

肯尼迪是一百年里既在参议院又在众议院当过议员的第一个总统，这是他很有利时条件。尽管如此，他（特别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里）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也许他对那些前一年地位还比他高的人太敬重了。虽然他在就职后第一个国情咨文中把与会的议员称为“他在华盛顿最老的朋友”，但他知道，同他们比起来他自己终究资历太浅，太自由派，太直言不讳了，并且遇事也总操之过急，因此不可能被接纳进他们的核心圈子中去。而他们也知道，总统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并且同另一类朋友似乎比较合得来。总统曾多次努力试图填平这种鸿沟，可是看来徒劳无益。例如，作为一次不寻常的致敬表示，总统乘直升飞机去参加了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主席哈里·伯德一年一度的生日野餐会。但这并没有能阻止伯德在下一年的野餐会上大声批评说，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和其他昂贵的交通工具数量太多，太铺张浪费了。

有一天总统沉思着对我说，“假如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得在七十岁退休，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然后他便一口气列举出那些经常和他为难的国会领袖和外国领袖的姓名来。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对于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