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8部分（第2页）

⑩陈一：《新语林》，卷1，页20。

＇1＇见《程德全密电稿》（未刊）。

＇2＇同＇1＇。

＇3＇程君即程经世，时为国务院庶务秘书，曾对人言：洪述祖奉总理命去沪，临行前进府谒见总统，洪到沪密电由他转过数次。

＇4＇《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1913年4月26日。

＇5＇《洪述祖江电》，1913年5月3日。

＇6＇《新闻报》，1913年5月7日。

＇7＇《赵秉钧覆岑春煊等函》，见《民国经世文编》第20册，页11。

紒紥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善后借款”和“武力统一”

袁世凯打定了主意，要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为此，他极力投靠帝国主义，进行物质准备。

清朝政府的财源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当时称为京饷。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京饷大大减少，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北方各省的京饷，对于北洋政府庞大的军政开支，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不足以应付。北洋政府的开支主要是靠帝国主义各国的贷款和临时垫款，才得以维持的。仅1912年上半年袁世凯从银行团取得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其中除一部分用于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和解散南方军队外，大都直接作为北洋政府的军政费。①此外，一贯支持袁世凯的德奥军火商贩瑞记洋行在1912年至1913年还给袁三百五十万镑的军火贷款。正是由于有帝国主义的金钱源源不断地注入袁记国库，袁世凯才不仅能维持住政权，而且还能不断增强北洋军的实力。据《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当袁世凯决定发动反革命内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援，否则进行战争是很难想像的。因此，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于4月23日下令接受五国银行团（美国已于3月20日退出银行团）提出的苛刻的贷款条件。26日，即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赵秉钧偕同陆征祥、周学熙赴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合同规定，中国在财政、银行、币制、审计、国债等部门设置由银行团派定的外国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设置盐务稽核所，稽核收支，监督征解。

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贷款。对于这笔贷款的反革命性质，列宁在当时就指出：“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并作出准确的预言：“（帝国主义）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买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都经过参议院审核通过，方为有效。袁世凯自知“善后借款”的政治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是不会通过的，于是便不经国会审批，径行签字。这是袁氏公开蔑视国会的行为，因此激起国民党人激烈的抗议。国民党议员纷纷向袁政府提出质问。就是一些号称稳健的共和党议员也抱怨说：对借款他们并不反对，惟政府不俟议院议决，妄行签字，则不能承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张、王被迫通电全国，声明政府违法借款，参议院概不承认。黄兴也致电袁政府，痛斥其“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赣、粤、皖、湘四省都督联名强烈要求袁世凯取消借款合同。

5月2日，袁世凯给国会咨文，硬说借款早在上年经参议院通过。实际上，上年12月27日，参议院仅听取了周学熙关于借款会议经过的口头报告，并没有通过。袁在咨文末尾这样写道：“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引咎自谢，以明责任。”③“引咎自谢”是袁世凯用以威胁国会的惯伎，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辞职。就在这时他已经公开地布置反革命武力了。

5月1日，赵秉钧因宋案不得不引嫌辞职，袁世凯认为愈避嫌愈会暴露，因此只准他请假，而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上台后，立即备战。5月6日、15日，接连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定了对南方用兵的计划：由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两路分兵南下。津浦路方面，早在4月上旬袁世凯已密令驻扎兖州的张勋所部“辫子兵”和驻济南的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整军备战，候命待发。京汉路方面，5月9日袁命令第六师（师长李纯）由信阳开往武汉，向鄂、赣边挺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由保定开往信阳接防。同时，以海军大演习为名，命令长江及沿海各军舰一律北上，集中烟台停泊，以防海军起义，附和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海军一直抱怀疑态度。

袁世凯并没有把全副精力用于调兵遣将，为使军事行动迅速奏效，他还搞了许多政治阴谋活动。

他十分注意争取和利用同盟军。在他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统一三党于5月29日正式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汤化龙、梁启超。进步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一、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候补者；二、改组现内阁；三、可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四、大借款在今日之财政上不能反对，只可监督用途；五、宋教仁案以法律解决之。”从五点声明可以看出，进步党人没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几乎全是重复北洋派的滥调。进步党理事张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与袁氏暗通声气，他希望助袁统一，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5月底，当赵凤昌等催他到上海调停南北冲突时，他认为“统一与调和抵触”，拒绝离开南通，“假装生病，不加理采”。直到6月中旬他才改变态度，将汪精卫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张謇认为汪拟条件“亦明达事理能顾大局之言”，并建议袁氏电请汪到北京，“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回电假惺惺地表示考虑张謇的意见，同时指使梁士诒电邀汪北上。

袁世凯认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黎元洪的态度至关紧要。5月初，他拨给湖北“军饷”一百万元，实际上这是一种收买。不久，黎元洪果然发来效忠电，他说：“元洪唯知服从中央……所有长江上下游，元洪誓死撑持，决无瞻顾。”这个电报使袁世凯大受鼓舞，他立刻回电赌咒发誓：“世凯苟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在不赦。”④此后，黎元洪接连发出通电，开始以“劝告”国民党讨袁派为名，行攻击之实；后来则和袁世凯异口同声地骂讨袁派“谋叛乱”，将其反动立场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国民党内各派系，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反革命策略。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都主张“法律解决”。袁氏于4月8日按时召开了国会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就使国民党议员更增加了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二次革命”爆发时，仅有少数议员决然南下讨袁，大部分仍坐在国会大厅里从容论道。当然，袁还欺骗说：这场战争仅仅是要讨伐黄兴、李烈钧等几个叛乱分子，并非要消灭国民党。并命令北京警备地区司令官传讯国民党干事说：“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自行宣布，并将该党叛逆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⑤为了换取“保护”，国民党北京支部长吴景濂便腆着脸“遵命”把黄兴、李烈钧等除名。

当时，在上海进行“调解”活动的人很多，除张謇以外，另有国民党人谭人凤、王芝祥、汪精卫、蔡元培以及老官僚岑春煊等人。5月4日，岑春煊、谭人凤、王芝祥等十人致电袁世凯，提出以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及政府不得干涉制定宪法等，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9日，袁回电一口拒绝，并就岑电所提各条逐一狡辩，说赵秉钧于宋案“尚无嫌疑可说”，借款上年已由参议院通过，政府干涉制宪“纯是猜疑”。当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先后抵京，袁世凯一一接见，态度始终不变。他对自己的老政敌岑春煊尤为反感，在接见其代表蓝建枢时极不耐烦地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案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⑥对于6月初由国外归来的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则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说，“鄙人以国事为重，激则召争，平则息事，一以淡字诀处之。”最后说：“执事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如肯惠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⑦但是，汪精卫因忙于在南方奔走，没有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

对于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心怀杀机，口出狂言。5月21日，他命令梁士诒、曾彝进转告讨袁派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梁士诒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世凯又强调说：“我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⑧完全是一付凶神恶煞的面孔！

为了孤立国民党讨袁派，袁世凯狡猾地迎合人们的心理，作了多种欺骗宣传。针对一些人的“厌乱”心理，他有意作出种种“宽容”、“忍让”的姿态，连篇累牍地发布文告，恶毒地污蔑讨袁派“潜谋内乱”、“破坏民国”，并极力表示非至万不得已，自己是不肯使用武力的。而且还特别强调，之所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肯张皇武力”，“并非无力安良除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