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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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修在新史中却对冯道极力贬损，认为他没有人臣之伦、廉耻之心，称“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这就是作家的角度。试想，如果五代时每一朝灭亡，其朝中的士人就全部自杀或归隐，那么，五朝更替之后，到宋朝还能留下读书种子吗？天下百姓又由谁来治理呢？

再如，旧史载有五代的典章制度。欧阳修纂新史，则认为五代是乱世，没有什么制度可以借鉴，于是全部删除。其实，宋代的典章制度，有很多地方参照了五代的东西，或者借鉴了那时的教训。将其一概摒弃，等于腰斩了从唐到宋之间的沿革过程，有违史德。欧阳修的《梁太祖论》，称自己承认梁太祖朱温的朝代是正统，不是向着他，而是为了昭彰其罪恶的事实——欧阳修能受得了朱温这样的恶棍而加以实录，就不能忍受五代时的制度而加以实录吗？

又如，旧史把五个朝代分开记述，而新史却把它们打成一片，并将人物分门别类，归纳成若干类传。如，《一行传》记载有节操的人，《伶官传》记载因为戏唱得好而做官的人，《义儿传》记载因为做人养子而建立事业的人（唐末晋王李克用选择武士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为养子，任为将校，号称“义儿军”），《宦者传》记载宦官阉竖在五代的情况等。这是新史比旧史更科学严密的地方。　txt小说上传分享

欧阳修的“秀才说到兵”（3）

客观地说，《新唐书》并不是实录，而是根据北宋高层的需要弄出来的一部“君子小人斗争史”。《旧唐书》里很多真实的细节，到欧、宋这里全部被过滤掉了。比如，“旧唐”记载魏征善于“纵横术”，而“新唐”为了表现魏征只是愚忠的孤臣，没有处世技巧的成分，干脆把这点删去——欧阳修的思辨方向，确实与孔子相类，都主张把片面的历史事实，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图解，不能佐证自己观点的，则“弃之不著”。

关键是，这样写出来的史书，不是治病的良药，而是兴奋剂，是摇头丸。

其实，欧阳修的见识并不深湛，而其言辞又因文章之利流行当时。他的东西好读，但是不可用。

《新五代史》表现了谁的教训

《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都是有严重瑕疵的史书，其突出表现，就是过于注重史料，而没有找出这两个时代的内在规律，不能解释唐朝由治到乱，和五代迟迟不能重建帝国朝仪的历史教训。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都是应该修的，欧阳修等也注意到了旧史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们想把《春秋》的路子放在这两部史书上，以“大义”“王道”为出发点去解读纷繁复杂的帝国时代，结论必然是表层的，主观的，唱高调的，理想化的。

比如，薛居正说五代的纷至而亡是“天命”使然，而欧阳修却说“不对”，他们的灭亡不是天命，而在“人事”。但，那“人事”又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只能就事论事。

熟读《新唐书》《新五代史》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一味冒进。但是，当他向王安石推荐《新五代史》的时候，王安石很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细看这部书，我一翻开，看到满纸“呜呼”，就搁下了。言外之意是：这书里边的高调，并不实用。

在欧阳修这样的“准史家”看来，做君主的，只要按时上朝、穿点粗布衣服、吃点粗粮、不看戏、不打猎、不过多赏赐后宫、不给太监好脸色、不时关心一下民间疾苦、案子涉及权贵的时候不偏袒他们；做臣子的，只要敢说话、不怕死、不贪污、不拍脑门、心里想着皇上，这就够了。

那么，天下就没有治不好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作表面文章而不肯改革根本，结果就是一代一代重蹈同样的教训。到清朝时，道光皇帝的勤政节俭，不逊于雍正，国家不是照样败落下去了吗？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政敌，但也不满意《新唐书》《新五代史》。他作《资治通鉴》，是专门给皇上看的政治分析史，里边采用的材料，以《旧唐书》《旧五代史》为准。

但，《资治通鉴》出来的时候，北宋的大厦已经失去了重心。宋朝人从建立典章制度，到帝王的执政风格，一味与唐、五代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干什么，我们就不干什么。

于是，宋朝没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却亡于外敌入侵、奸相用事。

中国士大夫史家的见识，长时间停留在一念兴邦、一念亡国的层面上，这篇《伶官传序》就是如此。后来都到明朝了，方孝孺写《深虑论》也还是未能跳出这个浅表的小圈子。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朝代，能有什么进步，更遑论作为？宋朝褒贬唐人，却始终不能比唐人有出息，正是因为这个。现代人研究唐史，也多采“旧唐”，而在比较唐宋两朝的时候，则拿出“新唐”，就是因为宋人是五十步笑百步。从他们“总结唐朝教训”的思维方式里，后人能够看出很多宋朝人积贫累弱的自身原因。

所以，一代代皇帝与大臣，把这样的教训死记硬背，最终也不能有《大宪章》这样的东西出来。那么，国体的嬗变和现代化的开启，就永远不可能来临。北宋那么多的高人大士，明争暗斗了一百多年，始终没有能够拿出一点可以延兴国祚的章程来，始终受辱于他们眼中的“鞑虏”，最终更沦亡于自己的“蟋蟀宰相”。这，不是必然的吗？

欧阳修作这部《新五代史》，开始是想继承《春秋》的精神，以笔为旗，褒贬古人，达到“令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其中论赞的成分非常多，因此，王安石说他“满纸呜呼”——欧阳修很自然地重走了范晔“菲薄古人”的老路之后，发现自己的路很难走通。范晔批评东汉，是因为东汉确实是一个病态的王朝；欧阳修批评五代，而五代的出现却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其终结自有它的规律所在。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北宋是秀才的时代，五代是兵的时代。欧阳修站在秀才的视角，看五代的军阀混战，当然感到不可理喻。帝王将相眼中的盛世，只是老百姓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帝王将相眼中的乱世，只是老百姓想要做稳奴隶而不能的时代。

他们的呜呼哀哉，老百姓一点也不会感到共鸣，因为那不过是兔死狐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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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有双隐形的翅膀（1）

——《出师表》背后的恩恩怨怨

蜀汉丞相诸葛亮，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专制时代“贤臣”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一篇《出师表》写得声如金石，感人肺腑，是一个很重要的缘起。

后世读书人把此表奉为圭臬，其最主要的原因却还不是诸葛亮文笔优美，或他此后取得过军事政治上巨大的成功，而是他竟然可以这么写，竟然有这样的话语权，一个臣子可以对一个君主以如此真诚的、教诲的语气说话。而且，孔明说出了历代的士人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不尽言的东西，这又正是普天下把“为帝王师”当成最高理想的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