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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3页）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