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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家们来广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寻章摘句。这不正是他们要从他这儿得到的么？不正是对

那篇文章的谴责吗？他不愿意把这一思想从自己嘴里喂给他们。除此之外，他还知道在这个

国家里，任何时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广播。他闭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改变了主意。”编辑说。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东西使我写了个东西。”托马斯马上想起来了：她象一个

放在草篮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床边。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书，追随那些罗慕路

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现在，她又与他在一起了，他看见她用红头巾把乌鸦包起来

拥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静下来，似乎在告诉他，特丽莎还活着，与他住在同一座城市

里，其他什么都是无所谓的。

这回是编辑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毕竟也不喜欢那种惩罚观念。”他笑着补充，

“我们不是为了惩罚而呼吁惩罚，是要用惩罚来消灭惩罚。”

“我知道。”托马斯说。几秒钟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却是完全、绝对

毫无用处的事（因为这不能帮助政治犯），还是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因为这是那两个人压着

他干的）。

“签字是你的责任。”他儿于几乎是在恳求。

责任？他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丽莎

的幻影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记起特丽莎用手臂抱着那只乌鸦，记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

引，记起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个偶然性的产物；她，那位主

治大夫坐骨神经痛带来的果实；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对立面——是他唯一关心的东

西。

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签还是不签？他的一切决定都只能有一个准则：就是不能做任何伤

害她的事。托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丽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点。但如

果他在请愿书上签名，可以确信，密探们会更多地去光顾她，她的手就会颤抖得更加厉害。

“把一只半死的乌鸦从地里挖出来，比交给主席的请愿书重要得多。”他说。

他知道，他的话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无穷。他感到一种突如其来、毫无预料

的陶醉之感向他袭来。当年他严肃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见到她和儿子时，就有这种相同的

黑色阔醉。他送掉那封意昧着断送自己医学事业的文章时，就有这种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

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对不起，”他说，“我不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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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有关请愿书的一些文章。

当然，那些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礼地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份报纸

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语。相反，它们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吓之词，谈着一份旨在为

一场新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奠定基础的反政府宣言。它们还列举了所有的签名者，每个人名下

都伴有使托马斯起鸡皮疙瘩的诽谤与攻击。

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当局组织的公开活动（会议、请愿、街头聚众），都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