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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来，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我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竞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我在桐样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