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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的书斋名为“借书楼”。能为卢所赏识和能出入马家的，不是学有根基的学者名流就是名重一时的书画大家，寻常之辈难以厕身其间。然而年辈悬殊的罗聘竟结识了卢雅雨，并成为小玲珑山馆的座上客，这只能是罗聘横溢的才华，使这些不作溢美之词的前辈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相聚扬州的郑板桥、朱二亭、闵廉风、张啸斋、金兆梓等对罗聘都很看重。住在西方寺的金农，对这位后生晚辈更为青睐，常常在诗画上给予指点，罗聘对这位老画师也更为倾服，常常追随左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5岁的罗聘以诗为礼，正式拜金农为师。那时扬州为迎接乾隆两次南巡，盐商们忙着争奇斗艳地大造亭园，保障河（即今瘦西湖）和五亭桥、莲性寺白塔正在开挖和赶建，“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格局也正在形成，这两位师徒却无动于衷地躲在西方寺和朱草诗林里教学诗画。金农对这位弟子的领悟能力很赞赏，曾说：“初仿江路野梅，继又学予人物蕃马，奇树窠石。笔端聪明，无毫末之舛焉。”当时就有见罗聘如见金农的说法。金农常托罗聘代笔，罗聘作画也常请金农题署，故后来产生了金农的画全出于罗聘之手的误传。不过应该承认，在传世的金农作品中，愈是精能的，罗聘代笔的可能性愈大。这和冒名顶替不同，他们师徒俩已溶为一体了。

罗聘曾为金农画过两幅肖像，一幅《蕉阴午睡图》，一幅《金农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这幅画上的金农，“方头大耳，五官饱满，浓眉下垂，有趣的是光光后脑勺上竟梳着一根细如鼠尾的小辫子，与硕大的头颅形成对照，给人一种幽默感。他表情平和、安详，敦厚的身体稳坐在横卧的石头上，人体与石头几乎融为一体。”③没有深刻的观察和亲切的体会，很难做到这样写意传神。金农也有自画像付与罗聘，题记说：“……聘年正富，异日舟屐远游，遇佳山水，见非常人，闻予名欲识予者，当出以示之，知予尚在人间也。”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一般师徒关系可比的。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77岁的金农在扬州佛舍谢世。老师病中，罗聘尽心侍奉，死后料理丧事，两年后又在杭世骏的资助下，护送老师的灵柩归葬浙江临平黄鹤山，弟子之谊超过亲子之情。

老师死后，罗聘开始独立卖画为生，妻子方婉仪的画梅也名满扬城。但罗聘总有一桩心事不能释怀。金农的部份诗作和砚铭，生前汇刻成《冬心先生集》和《冬心斋砚铭》；《画佛题记》也在金农76岁那年由罗聘和另一弟子项均刊刻印行。可是还有不少诗作流散各地，未能汇集。循着老师生前的足迹，搜寻遗稿，编成《冬心先生续集》，是罗聘的一大心愿。再说，他也应该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罗聘第一次沿着运河进了京城。

二、名动京师《鬼趣图》

按常理说，罗聘当时只是一个不知名的会画画的小文人，来到京师是很难有周旋的余地的。好在他以金农的高足的身份出现，拜访的又是金农的生前好友和对金农有所了解的人，所以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罗聘在万明寺住下不久，就拜谒了刑部尚书英竹井。英竹井即英廉，姓冯氏，汉军镶黄旗人，是一位广交游的官吏，座上宾客多为京华的显宦名流。英竹井在住处独往园接待了罗聘，对罗产生了很好的印象。由英的关系，罗聘渐为京师社交界所知，诗画游宴活动也多起来了。对罗聘最为赏识和接触最多有钱载、翁方纲、程晋芳、钱大昕、纪昀等人。钱载（1708年—1793年）字坤一，号箨石，著名的诗人、画家和鉴赏家，此时任礼部侍郎。乾隆间的许多名人都是他的朋友，金农是其一。钱载一见罗聘，就有当初见到金农一样的感觉。翁方纲（1733年—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书画均称大家，又是金石学的权威，此时任内阁学士。他对罗聘的印象是“眸子炯炯，有旷古之怀”。翁氏的《复初斋诗集》中，提到罗聘此次在京的活动最多。程晋芳（1718年—1784年）字鱼门，自号蕺园，学者、藏书家，此时为编修。他家在扬州业盐，即生长于扬州，其爱好与马氏兄弟有相似之处，“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但不善治生，后来很是贫困。与吴敬梓友好，又与金农相识，见到罗聘，当然倍感亲切。钱大昕（1728年—1804年）字晓征，号竹汀，著名学者，金石鉴赏家，此时为詹事。纪昀（1724年—1805年）字晓岚，号石云，著名学者，此时任编修，后任《四库金书》总纂官。罗聘与这些名重一时显贵和一流学者往还，使他在京师的声望也提高了。

有人认为，罗聘跻身于京师的上流社会，除了拜访老师的旧友和名流，为老师搜集作品外，是不是有攀龙附凤、为自己谋利的意思？从罗聘出入大人先生之门而不失衣着简朴，不改以往的豪放的风格，仍以靠卖画为生的情况看，似乎没有多少做作矫情以邀名的迹象。他画名不小，社会地位不高，生活也不富裕。更重要的，他没有被表面的“太平盛世”所迷惑，清醒地看到“盛世”掩盖下的种种黑暗。一组《鬼趣图》把他的态度表明得清清楚楚。

有一种说法，《鬼趣图》是罗聘从扬州带到京城的。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不大。一是在这之前扬州没有听说过这件东西，难道罗聘一直秘不示人？二是罗聘画路很宽，功底很深，在未弄清京城底里以前，岂能贸然以“鬼”取胜？认为是他到京师以后，看到种种人态似鬼态，人趣若鬼趣的世间相，才起了创作《鬼趣图》的念头，倒是较为合理的。

《鬼趣图》一共八幅，第一幅是满纸烟雾中隐隐有些离奇的面目和肢体；第二幅是一个个短裤尖头的胜鬼急急先行，后面跟着一个戴缨帽的瘦鬼，像是主仆的样子；第三幅是一个穿着华丽而面目可憎的“阔鬼”手拿兰花，挨近一个穿女衣的女鬼说悄悄话，旁边一个白无常在那儿窃听；第四幅是一个矮鬼扶杖据地，一个红衣小鬼在他的挟持下给他捧酒钵；第五幅是一个长脚绿发鬼，伸长手臂作捉拿状；第六幅是一个大头鬼，前面两个小鬼，一面跑，一面慌张回顾；第七幅是一个鬼打着伞在风雨中急去，前面有个鬼先行，还有两个小鬼头出现在伞旁；第八幅是枫林古塚旁，两个白骨骷髅在说话。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看了使人既耸然又发笑。

《鬼趣图》在绘图技法上很有独到之处。据道光年间的学者吴修（思亭）的记载：“先以纸素晕湿，后乃行墨设色，随笔所至，辄成幽怪之相，自饶别趣。”④墨的渗透和渲染是泼墨山水的基本技法，把这种技法引用到人物（鬼物）画上，使技法和主题巧妙地结合，充分体现出鬼气和鬼趣，却是罗聘的精心创造和湛深艺术修养的表现。

《鬼趣图》描写的是谁？讽刺的是谁？或者说针对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现象？罗聘没有说，他只说画的是真事——是他亲眼见到的。他这双蓝眼睛与众不同，可以白日见鬼，他所画的就是他亲眼见到的各种鬼相。

对此，纪昀在《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室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幢幢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流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于身几十倍，尤似幻妄。”⑤

言之凿凿，耸人听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是鬼影幢幢，虽非亲见，亦言得自他人。他们就真的这样见鬼、信鬼？“凡有人处皆有鬼”，“鬼所聚恒在人烟密簇处”，“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等，透露了一点秘密，鬼就在人中间，人中即有鬼，借用李卓吾评《西游记》的一句话：“妖魔反覆处极似世上人情”。《鬼趣图》者，人趣图也。

联系当时的文艺现象，这一点更为清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谈鬼，袁枚的《子不语》谈鬼，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谈鬼，稍后的王椷的《夜雨秋灯录》、沈起凤的《谐铎》也谈鬼。它们之间的思想艺术高低不同，谈鬼则一。它们不像六朝志怪小说真的相信因果报应，也不像唐宋传奇小说借谈鬼以逞才情，它们借鬼喻世，借鬼讽世，直接作用于社会的目的是清楚的。这是当时一种风气，也是一种托词，谈鬼比谈人风险要小，罗聘借见鬼而画鬼，则更难究诘了。《鬼趣图》“栖毫甫竟，题翰已多”，英廉、翁方纲、钱大昕等都有题诗，后来随身携带，题句更多，各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发挥。如吴照说：

肥瘠短长君眼见，与人踵接更肩摩。

请君试说阎浮界，到底人多是鬼多。

徐大椿说：

早岁已持无鬼论，中年多被鬼揶揄。

何人学得燃犀法，逼取真形入画图。

袁枚说：

我纂鬼怪书，号称《子不语》。

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

知此趣者谁，其惟吾与你。

蒋士铨对第二幅瘦鬼跟着胖鬼的写道：